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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两例。后来被称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的李三才，万历时做过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自己都不承认是东林党人。而所谓第二号人物叶向高，万历、天启时都曾做过内阁首辅，却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东林党的领袖。他与所谓浙党首席大佬、万历时干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关系相当不错，还常以晚辈身份写信向已经致仕的后者请教呢。就是后来所谓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已经彻底摊牌，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状时，叶向高还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明史》）
如果说东林之为党在万历及天启之初时，尚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天启五年《东林点将录》的出台，算是正式给其划上了党派的符号，而这不过是*的惯用伎俩罢了，魏忠贤一帮人把所有与他们相对抗的人全算在了东林党的范畴中。于是天启一朝，惨烈权斗的结果便是正式出现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党派，魏忠贤们称政治对手为“东林党”，反过来对手又称其为“阉党”。
其实党争本身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倒有点初级议会的架式，比起高度集权的帝王一人*，还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衡，关键是怎么引导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健全的制度可循，只能寄望于帝王的优秀，把握好分寸，拿捏到位，发挥其优势，为我所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的？
针尖还要对麦芒（2）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时代，尤其是江南之地，开风气之先河；万历又是一个比较温和放任的帝王，臣子们有时骂他骂得很过分，都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非君浪潮，他也并未采取什么残暴措施，修理一下这些斗胆包天的手下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很难说如东林者能发展壮大起来，起码高度皇权专制的清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如今被高捧上了天的康熙时代，政治氛围不要说同万历时比，就是天启、崇祯时也比它强好多。起码人家的大臣算是臣，而康熙时只是满朝奴才。如果顾宪成活在那个时候，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除非老老实实做顺民。
不过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可能权力高度集中些反而更好，因为它能凝聚全力，形成一个整体共渡难关。如果权力分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到最后既消耗了精力又浪费了时间，却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晚明党派激斗，不能说不是明亡的一大因素。
其实*的较量双方往往很难说谁好谁坏，拿权斗本身来论证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太多被咱们高捧颂扬的政治人物也都是凭着狠辣手腕上位的。若要论，还是得看他们当权后能为国为民做多少有益的事。
光宗驾崩那会儿，李选侍赖着乾清宫不走，欲把持还是太子的天启，争当皇太后，图谋垂帘听政，搞得皇权交接波折不断。后经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所谓东林人士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携手努力，太子天启才得以顺利接上老爸的班，李选侍也终于被迫迁离乾清宫。这就是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的“移宫案”。
天启也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人，他大力起用那些东林人士，一时间竟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其中一人需要额外提及，即吏部尚书赵南星，曾与邹元标、顾宪成合称为“海内三君”，那么多“正”能当朝，他是很使了一把力的。
而魏忠贤，此时还没与“正”士们交上手呢。这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二十一岁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熹宗即位后干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攀上了太监中的顶峰。他能发迹，最关键是攀上了天启乳母客氏这个深受小皇帝宠幸、地位特高的女人，二人私下成为“对食”，也就是结为“夫妇”。
从此，魏客携手，在宫内陆续铲除了魏朝、王安这些太监中潜在的对手，尤其是利用天启的贪玩个性，曲意逢迎，百般投其所好，使其不问政事，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朝堂之上，他们本来也想积极结交重臣的，比如赵南星，却没想到遭到了拒绝。这一点，赵南星就比不上张居正了。没有冯保这样的大太监鼎力相助，张居正想有为搞改革，谈何容易！偏见、歧视害死人呀。另外，赵南星还过于刚严，曾把人得罪了往魏忠贤那里跑。大学士魏广微就因三至南星家门竟不得见，恨而投魏，并成了魏的得力干将。
“正”士们不屑与魏忠贤同流，更主动与之缠斗，老魏也不含糊，双方迅速接上火，又是针尖对麦芒，斗了个天昏地暗。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带头，倒魏风潮大起，声势相当之盛，魏忠贤也惊恐万状。但半年搏杀下来，笑到最后的还是魏忠贤，他全面掌控了大权，进入了历时两年多的真正魏忠贤时代。
不管是东林“正”士们，还是魏忠贤，一句话，不以好恶论之，且看实际行动。这不，辽东之局还没安稳几天，天启之初便又风云乍起了。
何必高看熊廷弼（1）
熊廷弼有才干，在辽东也干得挺好，但因为是所谓的楚党，和东林党人素来不睦，性格又差，好得罪人，最强硬后台万历撒手而去后，便屡遭言官攻击。这其中既有党争因素，也有个人恩怨。结果自请求罢而去，袁应泰接替了上来。
这一番变更实在与魏忠贤毫无关系，当时正“众正盈朝”呢，也没有魏与熊有过节，或与袁有交情的任何记载。袁应泰这个人历史上被定性为志大才疏者，与熊廷弼的形象相差甚远，这应该与他最后失败有关。也是天不怜人，熊廷弼上任一年辽东都没啥事，可他一上来就赶上了后金的迅猛攻击。
天启元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亲率八万铁骑南征，迅速拿下沈阳，继而攻克明辽东首府辽阳，辽河以东皆为后金所有。袁应泰可谓倾尽了全力，守辽阳时先亲自出城督战，后城破自缢而死，做到了与城共存亡，不失为英雄也。只是明与后金军队的战斗力相差太悬殊，又处于双方交战初期明军一泻千里之时，谁又能比他做得更好呢？其后熊廷弼还不是一个样？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后，遂从赫图阿拉迁都于此，四年后又改迁沈阳，从此大明镇守东北的基地辽东，变成了后金四方征战的大本营。老努此人极端残暴，攻明以来，所到之处对民众不是手起刀落，就是掳掠为奴，仅攻下沈阳时就杀了七万民众。占领辽东后，更是变本加厉，强行在被征服民族中推行剃发、圈地、投充、逋逃等一系列*，尤其杀人不眨眼，辽东血流成河。
且说大明，萨尔浒一战不过两年，辽东便基本沦于敌手，惨败至极。谁能力挽狂澜？朝廷又想起了熊廷弼，这个不太被东林党人待见的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不用他又用谁呢？于是熊廷弼被再次起用，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山海关。
正坚守广宁的王化贞，声望不错，被称为东林党第二号人物的首辅叶向高又是他的后台大老板，此时也被提拔为辽东巡抚。按明朝官制，经略才是一把手，可王化贞与熊廷弼不和，经、抚搞不到一块儿去，你说咋办？本来就打不过人家，内部再闹家窝子，朝廷也未妥善处理，结局可想而知。
后金占领辽沈后，习惯性地调整休息了一番，又于天启二年（1622）正月，由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直指广宁。一番激战，明军既有西平堡血洒战场之英烈罗一贯（明清之战很多英烈逐渐湮没，降者反而出尽风头），又有开广宁迎敌之无耻孙得功。总之，留给十万大军的只有两个字——惨败。
努尔哈赤不战而得广宁后，继续沿西南而下，至中左所而回，并未攻打山海关。为何不乘势再干一仗呢？看那明军几近崩溃的样子，说不定就拿下雄关入了中原呢。他的儿子、后来的继承人皇太极给出了答案：“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东华录》天聪一）；“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退”（《清太宗实录》卷三）。
说得很明白了，努尔哈赤根本就未打算入主中原。相反，万历纵有千般错，养虎也成患，却不能担亡国之主责，原因很大部分也在于此。接下来的事情就能理解了，努尔哈赤一把火烧了广宁城，然后将前后拿下的辽西四十余座城堡的军火、粮食、饷银、物资及未逃入关内的所有民众，都给拉回了辽阳（当时后金都城）。
何必高看熊廷弼（2）
到手的土地都不要，不管出于啥原因，也是短视的，更是大大的失策，后来明清（后金）相争二十余年的主战场即在此。老努要是早守着，哪有后来那么多事？
回头再看明之经、抚两位大人。王化贞并未做那忠贞之士，孙得功迎敌前，先从广宁撤了，南逃途中遇到熊廷弼，遭到一番冷嘲热讽后，两人不得不合计，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化贞建议收拾残兵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熊廷弼不同意，带领数十万溃逃军民入了山海关，等于把关外之地全部送给了后金。于是，熊与王都成了丧师失地又未杀身成仁的败军之将，人格不如袁应泰，罪责实也难逃，结果两人都被下狱论死。
广宁之败，王化贞固然有责任，战前大话连篇，说一举荡平后金，战时却无对策，内部有谋叛不知也就罢了，待叛乱刚起丝毫不作应对便惊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