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歇斯底里，冬天晚上光着身子到处跑，有个女指导员跳井，没死，有个精神病人，天天要吃两个麻雀，两个精神病人住内科，如果犯病厉害，就捆在礼堂。医务人员与病人（休养员）矛盾大。华北军区专门来人给休养员做工作。
沙飞不是我的病人，他住内科高干病房，在二排东头。内科8个医生轮流值夜班，有一次，我值夜班，沙飞失眠，睡不着，叫我去。我们经常跟津泽一起去各病房查房，沙飞说话随和，有礼貌，给人印象很好。我不觉得他怪，挺尊重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艺术家，他从没有纠缠姑娘。他的病房墙上挂着枪，放在木头壳里，床头柜上放着杯子、药瓶，输药液瓶放几支野花。
沙飞经治医生张富云1998年、2001年、2003年回忆：我在北方大学医学院毕业，当时19岁。沙飞因肺结核住院，我们都知道他是画报社主任，高干、有名，很照顾他，伙房专门煮饭。他与贺绿汀、蔺柳杞、汪克明、曹中南等人先住农村留营农民房，贺绿汀也患肺结核，我是他和沙飞的经治医生，贺绿汀自己做棒子面糊糊，他较早出院。首长们是一家一家住，他们互相串门、打扑克，沙飞会打桥牌。钟元昌团长是长征干部，强渡大渡河时是机枪排长，他肝浓肿。有十几个高干，后来陆续出院，剩不多了。有个穿小花褂子的小姑娘来看沙飞，我正好在，他说这是我姑娘。
后来搬到现在的医院，沙飞一人住一间大房，他走后住6至8人，他的病房在第二排中间，房子向阳、落地玻璃，阳光充沛。警卫员白天陪他，晚上在招待所住。干部有病都是津泽主任亲自看，出院也要主任批准。为了让首长多休养，他们自己不要求出院，我们不会提出。沙飞幽默逗乐，叫服药就服药。
医生管的病人都要自己亲自透视，2至4周一次，津泽给沙飞透视，我都跟去。沙飞的肺已钙化，结核治好了，他心脏没杂音，胃有时不舒服。他病好了，特别高兴，有两次说要出院，我给他办手续，他都说叫津泽来。津泽中国话讲的不太好，我怕主任说话不清，病人难以理解，主任去沙飞那，我都跟着去，在旁边。沙飞说我的病好了，能出院吗？主任说能出院了。接着就没话说了，主任就走了。过了几天，沙飞又说要主任来一下，津泽拿了拍的胸透的片子给沙飞看，他也没说什么，主任又走了。
原医院护士李富锁：一般来的首长都是我们护理。沙飞患肺结核，病较重，卧床不起，他住单间，津泽亲自给他看病。那时9个较重的肺结核病号，大部分都死了，就沙飞的病治好了，对他的治疗和护理都是比较精心的。搬到医院后，他的病情好多了，能起床出来转了。（1981年7 月 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刘志1980年回忆：一次我随津泽胜查房，见到沙飞，他当时表情抑郁、沉闷，眉头紧锁，不讲话，对查房的人冷淡。我们离开病房后，主任介绍说，这个病人神经衰弱很厉害。
冀连波1981年回忆：1948年夏，抽战争空隙，我去医院看沙飞，很突出的感觉就是，他瘦了很多，幽默、风趣的风度不见了，两个多小时见面，除谈前线作战采访情况，他还谈他的肺病，缺少必要的药物治疗，短时间内治不好。我发现他眼神有时呆痴，临走时，我安慰他几句，并把我的一支派克笔送给他。
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2）
李遇寅1981年回忆：1948年夏我去医院看沙飞，拿去几本《晋察冀画报》，他给我看，说画报有政治问题，文字说明都有政治问题，他一页一页给我分析，说明问题严重性，说了很长时间，他说章文龙、赵启贤二人都有政治问题。画报编辑出版，首先经沙飞审，再经宣传部审。1948年冬我去看他，他面色憔悴，呼吸短促，说话上气不接下气，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要在这里吃一顿饭。看样子他很困。
胡忠1981年回忆：1948年我和沙飞都住医院。他看英文杂志，说得肺病的人露宿可以吸收新鲜空气，对肺有好处，冬天下大雪，他在院子里睡觉，把头藏在被窝里。院长、政委劝他回屋，他不理睬，他们让我劝，说他冻坏了我们受不了。我去找他，他说我估计你会来，你是混蛋。我说你顽固，是混蛋。好几次，都是我叫我的和他的警卫员，把他抬进屋。他告诉我的警卫员，医院政治情况复杂，你要提高警惕，保卫好首长的安全。一天沙飞告诉我，日本人开会说了，要杀我和你。我问你从哪里获得的情报？他哈哈大笑，可惜你还是做保卫工作出身的，真是个混蛋。他说完，挥着棍子大笑而去。一次他到我病房看我，说你还敢吃日本人开的药？我问为什么不敢？他说日本人开的药我不敢吃。我去问司药，她说，不论中国医生或日本医生开药，一般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药、用量过度的药，我们就不拿，你们放心吃我们的药。我告诉沙飞放心，他表示仍不敢吃。后来我从他床铺底下翻出不少药。当时缴获了一台X光机，我们透了两次视，他对我说，津泽借透视之名，实为对我们的杀害。我出院后，在北京跟领导说好，在颐和园找房子，让沙飞来休养。我写信给他，说有治病的好药链霉素，不管多贵，一定要治好你的病。
晋察冀日报记者姚远方（原解放军报副总编）：抗战时沙飞当了参议员后，经常闭门苦思苦想，如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献计献策。他有时钻到房子不出来，最后想了个办法，他对我说，为了给抗日多做贡献，我想用印刷画报的机器印制敌人的钞票，搞乱敌人的经济，你看如何？我说，这不行，我们的技术有限，根本印刷不了敌人的钞票，不可能。（1980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姚远方1999年回忆：1948年初冬，我与沙飞同住一个村疗养，一向热情、健谈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有时问一句，答一句，整天耷拉着脑袋，像得了忧郁症，天很冷时他还睡在院子里。我向他讲四野进关、平津解放，全国即将胜利、形势大好，这也是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他木然、没反映，一言不发、无动于衷，无任何表示。他过去一贯政治热情很高，但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却如此沉默，使我感到非常反常。我出院时向他告别，他连送都不送。
罗光达：沙飞考虑问题，经常好钻牛角尖，想入非非，常常一个人在房间，我进去，他很久没发现，他精神过于集中。他对某些与他工作无关、却使他有兴趣的事，也可以想个没完没了，甚至躺在床上也长期想。我跟他住在一屋好多年，他的思想问题、神态我最了解，他经常小声自言自语，手在不停地动作，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头晚跟马夫说好第二天早出发，第二天起来也不跟马夫说是否有变动，就干自己的，马夫喂马一遍又一遍，他也不理人家，直到下午3点后才走。他多疑，看问题好钻牛角尖。他看到地方民兵制作草人，穿上衣帽以吸引子弹。他想这种草人可以大大推广，大批制扎，甚至想到这些草人活动起来，以便更多吸引迷惑敌人、消灭敌人。他看到游击区民兵利用风筝向敌占区散发宣传品，他就想利用带炸弹，轰炸敌占区，甚至轰炸敌人的重要城市等奇怪想法。他多疑，一次军区政治部破获了一个敌人派送我区的特务后，他就怀疑敌占区来的都有问题。他健忘。（1980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和平医院医生张荣志1981年回忆：我常去看沙飞，他有时也找人叫我去看他，谈抗日战争他很健谈，一谈到他的病不重，他就带怒气，尤其是劝他下地稍稍活动一下，他就大发脾气，护士说他体温正常，他非说他体温高。1949年3月沙飞的妻子在妇产科生孩子，他的病已好，能活动，但不去看妻子。王辉心里很苦闷，说他过去不这样，她常让我们去劝劝他来看她，不要那么冷漠。全国解放，按沙飞原来对工作的热情，应主动要求出院，但他老说自己病不好。
白田野1999年回忆：沙飞住院我常去看他，他叫我好好学习，以后干事业。1949年我们到北京后，上面给他发的东西带去，他就送给医院其他病人吃。
画报社记者林扬（原民族画报》总编）1980年回忆：1949年北平解放前，我们去看沙飞，他摆弄相机，说相机早就准备好了，希望拍解放北平的照片。我走前，跟他要鲁迅的底片，说拿来放大，好办展览。他不同意，说等自己去了再说。他拿出白求恩送他的像册给我看，第一页是白求恩用英文写的，沙飞给我翻译出来，是白求恩写明给他的。里面有一张是聂荣臻、白求恩及翻译的合影，是沙飞照的。这像册好像也随遗物到了画报社。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说话颠三倒四，一会说我马上走，去拍北平解放的照片，一会说我不走了，好好住院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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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3）
杨瑞生1980年回忆：1949年5月我去看沙飞，他拿出一本第一期华北画报，指着封底深墨绿色的画，直着眼睛对我说，你看这些人都没有脑袋，画画的人有问题，是特务。我们当场看，都有头，这是画家徐灵画的解放军攻城的画。他又说，你在石家庄给我找间房，我去那养病，我不在这住了。我给他找好了房子，去信叫他来。他说不来了，军区要来人接他去北平养病。
赵银德1981年、1999年回忆：1949年9月初我和爱人到北平前最后一次去探望沙飞，他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对我十分冷淡，他在走廊搭的一块门板上躺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空气好。我问您的病好些吗？他摇摇头不说话。我说我的事办完了，准备到北平去，您有什么事要办吗？一会他低声说，医院住不了，有特务，给我治病的大夫是日本人，他经常换医生给我检查，换一个，一个说法，有的说病已经基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