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孩子，他不理睬。到北京后我找石少华，要他向政治部反映，我觉得沙飞各方面都很反常，希望把他转到北京医治，他改变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些，而且我在北京照顾他也方便。
19兵团组织部长汪克明将军1981年回忆：我住院时与沙飞隔壁，我的双胞胎女儿也得肺结核住儿科，我爱人陪住。沙飞很喜欢小孩，两个小孩也特别爱去他那里玩，孩子哪天不去看他，他就生气。临出事前他擦枪，他对我说，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当时就认为他精神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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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
奚文斌：出事那天，我们准备走。沙飞让李有志叫津泽来，问他路上要带什么药，注意事项，如何安全。津泽给他开了两种药，说其他药不要吃，要养。津泽要出门时，我们二人在边上不注意，医生走了不到二三步，沙飞开了一枪，后又开了一枪。我出去叫人，李有志在房里照顾，叫人来看，李有志和沙飞都在。后来石家庄法院就把我们3人一块弄到法院。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沙飞认为，他在抗战中脚被冻伤，现在想报仇。小日本欺负咱们多年，想报仇。那时和平医院日本人多，他对日本人有仇。（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
张富云：出事那天，查房时，沙飞告诉主任：“查完房，津主任你来一下。”出事后，我推不开门，在门缝处看见津泽躺着，我用劲推开门，沙飞又从床那绕到津泽那又开了一枪，他跳窗户出去了。我赶紧抢救。以后沙飞被管起来了。听说沙飞态度挺自然的。当时管放射的就津泽一个人。在我经治沙飞期间，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待人和气有礼貌，没架子，容易接近，也能服从治疗。津泽工作勤恳，大家议论，他性情善良，不像日本军人。（1981年7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张富云回忆：出事前一天，沙飞叫警卫员擦枪，朝井里打了一枪。那天津泽主任带我们查房，还有林兆信等人，我们查完房，回办公室，我写医嘱，津泽洗完手，立即去沙飞那里。我刚写两行，就马上跟去，中间隔着两个病房，有十几米，沙飞的病房靠南边，我还没到拐弯的地方，就听到砰的一声，我也没想到是枪声，一直到沙飞病房，津泽横躺着，挡住了门，他个子不高，但很胖。沙飞第一枪伤了津泽胳膊的皮肉。我看见沙飞坐在床上，吃吃冷笑，他站起来，从床边走到津泽跟前，拿着枪对着津泽脑门又开了一枪，第二枪近距离打中脑门正中。我就说你干什么？沙飞当时表情无异常现象，他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我喊来人抢救津泽，抬担架去手术室时，他很清醒，他说慢一点，轻一点。子弹取不出来，往里滑，子弹越陷越深。赶快报告北京。第二天北京医院外科专家周泽召来，给津泽做手术，取出子弹，津泽脑水肿、昏迷，几天后正式死亡。津泽死后火化，非常隆重，在太平房外挖一个大坑，用很多柴，浇了煤油。津泽人不错，比较进步，靠近中国，老实、胆小、仁慈，没武士道精神。他医术好，诊断细，对医生、护士好，有威信，新来的大学生都佩服他。我当时不害怕，我知道沙飞不会打我，他恨日本人。出事后保卫部门马上就把他关禁闭了。日本人闹，他们说“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如何处理”。曹中南政委马上给日本人开会，叫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处理好的，安抚他们，日本人平静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卫校、医院的日本人没再闹事，津泽的老婆没有闹。大家都佩服曹中南处理的好。
原和平医院副院长姜杰2001年回忆：刚出事时，我在走廊看见沙飞，他好像没事一样，对我说，我打死的。满不在乎。开始他关在小礼堂后的化装室。
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时任华北军大行政处长的韩彬（原太原市园林局局长）1987年回忆：提起1949年12月沙飞在军法处关着的情形我就流泪。当时我和华北军大副校长打架，被关进军大军法处。沙飞一进我牢房，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打死日本鬼子了。我和他关在一起。后来因我和他研究对策，如何养病不着急，安慰他，人家发现后，把我分配到三号，他在二号房，但窗子还能看见，白天我给他们读报纸才见到他。他一会笑，一会不说话，但用手指他们，又用手指头，意思指他们要打死我。他失眠厉害，通夜不睡觉，天天看外面，站在窗前能看3小时，也不坐，双手拉窗，笑一笑，吹泡，吐舌头。连鞋也不穿，胡子很长，整天拔胡子，翻白眼，有时凝视一个东西长达30分钟，我们穿公家发的布袜、拖鞋，不让系裤腰带，扣子扭下，不让用筷子。他有病不能吃小米饭，我把我的大米饭给他，他喜欢吃鱼、狗肉，给了他一个锅，让他自己做，他几次自己做鱼，有人提意见，怎么他可以随便吃鱼。站岗的说，聂荣臻给军大打电报，沙飞虽然犯了法，但他有病，要好好照顾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吃，他要吃鱼就给他买。他生活待遇与一般人不一样，吃大米饭、小米饭、面条。沙飞与我说话，看守小刘同情他，扭头，不干涉我们。他多次用手比着拿照相机，让我拍他在窗前，站岗的不让，我也没拍。有一次他上厕所，我正好在，问照相什么意思，他说，这种生活我是第一次，希望拍下铁窗生活。他懂道理、萧洒。保卫部苟（纪明）部长、宋干事、王少斌常去禁闭室看他，山西人严大夫、张冲大夫去监房替他看过病。他走前二三天看到我，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不说话，头歪，意即没多少天。
我跟沙飞很熟。我俩1939年在易县认识，他到我部队采访、拍照片，我送他日本帽子、大衣、靴子、烟。我这里还有张家口时我与石少华、沙飞的合影，当时他给过我一部德国蔡司130照相机。1948年我们在军区政治部一块整党学习。
我1920年生，河北人，1931年8月刚11岁，我就跟着在湖北铁路当工人的父亲参加红军。抗战初我在129师385旅9团3营当排长，参加了1937年10月攻打阳明堡机场的战斗。当晚赵崇德营长率部队进入敌人机场，把哨兵搞掉了，我们有手榴弹、步枪，就用5个手榴弹一捆，放进飞机肚子里，飞机爆炸，火光冲天，我烧了4架飞机，打坏1架。敌人从梦中惊醒，双方进行面对面白刃格斗，激战1小时左右，敌人的24架飞机全部被炸毁，营长和30名战士英勇牺牲。我在百团大战负伤，是一等残废。我不喜欢学习，就喜欢上前线打仗。曾参加打张家口、清风店、石家庄，负伤多次，受奖多次。
北京军区法院有3人找我写证明，以庭长赵保杰为首，他们听了我说的之后说，只有你的证明是你亲眼所见，更可靠。我一直跟石少华说，沙飞是错案。他说，你是真正坚持沙飞一案是错案的人。
韩彬1987年1月托王笑利带给石少华的信：除了和沙飞好，就是你一人了。咱们一天比一天离马克思近了，所以时间是宝贵，不白费光阴了，你问问笑利，我天天在想念我们按时完成，我对沙飞欠债，那就是老沙的归宿问题，一定要替老沙鸣不平。
石少华说：韩彬是冀中军区主力团团长、老红军，很能打仗，性格直爽，天不怕、地不怕，勇敢、重义气，但文化低，解放后很坎坷。我俩是在冀中认识的。
原华北军大卫生所医生张冲2003年太原回忆：监狱就在军政大学内，全校就我一个党员医生，给犯人看病多是我去，他们穿的是军装。沙飞严重神经衰弱，经常开的药是氯丙秦。
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关于“对沙飞枪杀津泽胜被判处死刑的复查处理报告”中写道：
沙飞被捕后由原华北军大军法处负责关押。根据该处1950年3月4日所写的《关于沙飞的情况》材料记载：“（沙飞）自1949年12月15日关在这里起至执行的这天止，整个时间里他的表现是沉默的不爱讲话，每天吃了就躺，也表现了恐惧的样子，他没做检讨自己的错误的反省，只是写了几份所谓《控诉书》（已送军区保卫部），见到报纸上登载着惩办日本细菌战贩（犯）他就写惩办日本大夫的控诉书，说日本大夫用细菌害他”、“他在白天或晚上往往自己冷笑起来”、另据警卫排值班日记记载：“（沙飞）自入禁闭室以来，……每天晚上和白天自己来冷笑，给他送饭或送水时点火柴个人先做揖”、2月13日并明确记载沙飞“神经病前几天较重，自己说话，哈哈大笑！”等也证明其有精神病。特别是沙飞亲笔写的第一至五号《血的控诉书》中，第一号《血的控诉书》只“控告和平医院崔大夫（女 重庆西南医大毕业）与日本人津泽、水野等合流共同谋杀沙飞”，并“请组织上主持公道，将上列人证物证找出来，立即对杀害我的崔大夫以纪律制裁，我建议应让她服台湾药一百片（每天一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二号《血的控诉书》才“控告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津泽以化学药物、剧烈运动等毒物毒计来谋杀沙飞”，第三、四、五号《血的控诉书》“控诉日本细菌战犯高永信以化学药品、剧烈运动等方面使肺结核病菌在人身上迅速繁殖，伤害许多病员生命”、“控诉裕仁等以细菌化学战严重伤害华北人民生命”、“控诉和平医院干部病房主治大夫日本人华田，用重打诊（扣诊）及X光长时间透视以及化学药品杀伤沙飞”亦完全是病态反映。更为离奇的是沙飞于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在写给“邓颖超同志”并“问候周恩来同志好”（沙飞与爱人王辉1933年结婚。王1936年因做我党地下工作与沙飞离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从《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