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这时,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了最后的抗争。当他感到留学事务局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立刻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出具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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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2)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推切尔牧师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10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c。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
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它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它将什么也得不到。
幼童分批撤离美国。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学生们身穿西式服装,像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士们一样。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纽扣眼里,都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谭耀勋。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总领馆的一个职位。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他死后,葬在曾生活过的美国家庭的墓地里,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后代称为逆子的容揆。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他们大多参与了清末对抗列强侵华的海上战争。
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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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3)
1884年中法海战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4名牺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至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档案中,还留有他们阵亡的记录。
10年后,一些幼童已成长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他们和清末派往欧洲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一起,组成了清末海军的领导系统。可以查实的资料证明,至少有7名留美幼童作为舰长、大副或参谋,参与了19世纪末最激烈的海上战争——甲午海战,他们是:“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广甲”号帮带大副宋文岁羽,“广丙”号帮带大副黄祖莲,“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其中3人阵亡。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中,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自强培养的,可是一些“留美幼童”却成为自强运动末日的目击者。
1895年1月31日,第四批幼童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议和大臣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有一位“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