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8226；电稿》，卷二十二）
电报的大概意思是说朝政可能被把持，所出的文告未必真实，各南方各省督抚最好权衡一二，力图保住各自的疆土安定。
李鸿章毅然复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朝廷之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的完成。当时李鸿章虽然被排挤到了广东做总督，但在地方上仍旧有很大威望。中央政府通令抗敌，东南各督抚们摸不准方向，纷纷发电报和李鸿章商议如何是好。
李鸿章已经看出北京的当权派们纯粹是螳螂挡车，只怕不待勤王兵到，北京就已经沦陷了！但公然和中央对抗，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胆识！
“乱命”，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一个政治术语，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这就不能算反叛。南方的其他官员显然还没有如此大胆，敢于这样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
李鸿章这个表态大大激励了南方其他的官员们，决心将南方的半壁江山联合在一起，抗旨自保。虽然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这些大臣被痛斥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庚子年的巨祸中，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半壁江山的稳定，这些人是有贡献的。
预言家并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铁路大臣盛宣怀等都和李鸿章观点一致：北京的当权派们必败无疑。在北方义和团农民造反的同时，南方的士大夫们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造了一回反。
事实是，倘若东南各省不抗命，江南恐怕也要陷于战火之中了。当时各列强对南方也是觊觎已久，正在寻找机会闯入呢！北京事乱之时，英国已经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两江总督刘坤一得报后，急忙请求美国人从中斡旋，并调兵遣将以示坚决抵抗，英国人才知难而退。
长江一带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当时派兵一百五十名，用茶船伪饰，以窥测武汉。后来被英国人所阻止，沿路返回。长江中下游一带本是英国人的利益范围，岂能容他人染指！英国人见北京局势混乱，中央政府已经有失控之势，于是借口帮助弹压土匪，想派遣舰队进入长江，后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婉拒。
张之洞告诉英国人，湖北已添重兵，并要求各州县禁止传播谣言，并全力捉拿匪徒，如果敢有故意生事的，立即正法；所有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当地政府一定尽力保护。
张还说，长江以内，无论上下游，有我与刘坤一（两江总督）两人，一定全力行使保护之责，请英国人放心。如果英国军舰强行进入长江，民间反而会惊扰生事。再说，其他各国也像英国一样的话，恐怕对英国不利。况且，吴淞口外英国军舰最多，英舰要是不进长江的话，其他国家也没有道理进入。
为了防止事端发生，张之洞还特意命令下属对管辖内的教堂及洋人调查清楚，加以保护。并婉言劝告洋商和传教士们，在非常时期，一定要加意检点；没什么事情不要外出游玩打鸟，免得小事致生枝节；凡与当地居民交涉，务必宽恕，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相安无事最好。洋人也是聪明人，自然也收敛不少。
张之洞好说歹说，总算打消了英国人进长江的念头。英国人不进，其他国家慑于大英帝国的余威，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看来，张大人“以夷制夷”之法，运用得是十分纯熟。这个事件，其实只是“东南互保”的发端。
所谓“互保”，简单说就是：南方督抚绝不支持义和团灭洋之举动，不奉北京政府对各国的宣战之诏，并且努力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作为交换，洋人不得在南方各省军事活动和其他过激行为。
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肯督抚保护。而这也得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支持。
东南各省督抚甚至暗中约定，如果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做总统以支撑危局…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同样建议！据说，李鸿章对这个“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之位也颇有兴趣。只是后来北京虽然沦陷，但慈禧太后逃至西安，这个提议也就寿终正寝。
南方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造反方式，这就是唐才常的自立军。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悲愤至极，决心推翻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恢复变法新政。唐才常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康有为后来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
孙中山当时也在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后来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并派吴禄贞、傅慈祥、毕永年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但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而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1900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8月2日唐才常宣布组成自立军，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
但后来起义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总起义日期后延。不料，前军安徽大通自立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准时起义，并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
闻讯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事发后，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而上，抵达汉口指挥起义，但大通起义失利消息传来，湖北清军蠢蠢欲动。形势紧迫，唐才常、林圭等人决定破釜沉舟，于汉口发动起义。
殊不知，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但鉴于北京政府的情势不明，且英国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暖昧。但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加上英国主张与北京政府和解，对自立军转变了态度，于是张之洞决定剿灭自立军。随后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的住所和自立军总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多人，并于次日清晨将唐、林等二十余人处死，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
自立军吸收新军士兵参与的起义形式，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后来的保路运动和辛亥武昌首义的酝酿爆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组织方式。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北方当权派们所控制的武卫军，他们的很多士兵却参加了义和团，历史总是和中国南北方的人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8．10、“罪魁祸首”们的下场
《辛丑条约》既已签订，庚子年的荒唐事也就暂告一段落了。
四亿五千万国民最后被代打板子，每人罚款一两了事，惹祸的叶赫那拉老太后却因祸得福…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做梦也没有想到，洋人竟然没有提她最担心的归政要求。老太后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不过让全国人民赔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上的“奇迹”！
于是乎，老太后尽弃前嫌，携光绪帝乐颠颠的从西安重返北京。只可惜肃毅伯李鸿章大人鞠躬尽瘁，还没等到老太后加封“一等候”，就翘了辫子，一命归西。
老太后是安然无恙了，但替她去死的却大有人在。这里不得不说说庚子年的罪魁祸首，原北京的那些当权派们最后的悲惨命运。
要说庚子之乱，实际上是起于毓贤，成于端王载漪、刚毅。但最初的源头，却是原山东巡抚李秉衡。李秉衡做山东巡抚的时候，乃有清官之誉，但此人个性偏执，见不得洋人洋派。山东大刀会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李秉衡给予包庇，结果德国人到朝廷告上一状，李大人最后被革职了事。
载漪、刚毅当权后，李秉衡被派去巡视长江水师。在天津陷落后的危急时候，李秉衡入京勤王，这对此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太后来说，简直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了老太后最后的希望。只可惜，李秉衡虽然统帅四军，还拜了义和团大师兄纠集三千拳民，但仍旧是一战而溃，无脸再见江东父老，最后吞金自杀。
毓贤本是李秉衡的亲信，接班做了山东巡抚，其政策也是萧规曹随，和老上司李秉衡一脉相承。义和拳山东作乱，树起“保清灭洋”大旗，毓贤于是赐名“义和团”，首先将之合法化。义和拳在山东抢掠教民，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