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几天之内，仅仅扎了几针，少校的双眼果然复明了。他欣喜若狂，久久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以为是一个美好而虚幻的梦境。几个亲眼看到这一治疗过程的美军战俘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连连赞叹： “东方奇迹！ ”“世界奇迹！ ”
这一奇迹的双重意义，在于使其他病伤战俘也同时看到了光明，使他们深深地相信，跟志愿军和许多像项博士一样的好人在一起，定将战胜一切困难，迎来好运。
有一名美军列兵进入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的时候，双腿负伤已有二十几天。当初，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炸去了他四个脚趾，双腿有十多块大小弹片尚未取出，有的伤口严重化脓，局部组织已呈坏死迹象。
日益恶化的伤势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保全生命的最为简单可靠的方法是截肢：一条腿从膝部截去，另一只脚从踝部截去。
他高烧不退，经常发生凄切的谵语： “我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还很小，很小……”
这名26岁的列兵，居然有了三个孩子。他在应征入伍前，是个普通农民，如果同时截去下肢，意味着终生性的严重残疾，日后遣返回家，他将如何谋生？ 如何履行一个年轻父亲的责任，抚养三个幼小的孩子呢？ 俘管处总医院的职工们怦然心动，从领导、医生到护理人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默契： 竭尽努力，不但要拯救他的生命，还要保住他的双腿。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手术，多少个日日夜夜，列兵慢慢地从病榻上坐起来了，站起来了，会举足试步了，会健步行走了。他，只失去了小半只前脚板。彻底康复后，连拐杖也用不着。不是上帝拯救了迷途羔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医疗队的专家们使这名美军伤俘获得了新生。在手术过程中所需的全部血浆，一部分来之于鸭绿江北岸的中国人，一部分直接采自俘管处总医院的医生护士。
第30节
列兵出院后进了战俘中队，难以掩藏满腔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战俘伙伴们讲述志愿军千方百计保全他两条腿的经过，还告诉伙伴们，当他的生命垂危时，他的血管里输进了中国人的血。后来，报上发表了美军当局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虐杀美军战俘的消息，他更是愤慨异常，说有一天回到家乡，如果必要，他将开着拖拉机闯进华盛顿市中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人民披露中国军队诚心宽待美国战俘的事实真相。
亲身体验的过程，是人生最难忘的过程。许多受到志愿军医护人员和志愿医疗队员们及时救援的西方伤病战俘，他们心中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这是一种金子铸就宝石镶成的记忆，永不腐蚀，永远闪光。难怪他们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伟大的朋友”，“怀有母亲般的心”。这些康复后离开医院回到中队的西方战俘，一时无法用别的方式向志愿军医护人员和志愿医疗队员表达谢忱，都写了感谢信，或把治疗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墙报和油印小刊上，有的还把详情写入家书寄给大洋彼岸的亲人。下面是这类信件与文稿的摘录。美俘爱德华·E·克莱文奇写道：
经过治疗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很好，很快就会痊愈如旧。在我被俘前，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是非常敌对的，因为我被告知他们是很残酷的，被他们俘虏后将受到虐待。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英俘彼得·威廉姆斯写道：
我和其他六个受伤的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战俘伤员受到与志愿军伤员相同的关照。非常感谢我所受到的治疗。我现在已经能够踢全场九十分钟的足球了。美俘威廉·K·迪伦写道：较重的病员有特殊的伙食，医生护士对他们有特殊的关照。这里的医生护士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们日夜值班，任何时候他们都乐于帮助病人。我有气喘病，睡不好吃不好，十分糟糕。自手术以来我的体重又回升了，睡得香，胃口好。护士们十分繁忙，处理完病人的事情后，他们就打扫房间，给我们的衣服和被褥消毒。他们还为不能自理生活的伤病战俘洗脸洗手和喂药。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看病治疗。
美俘凯尼恩·瓦格纳写道：
我经过几位中国医生的彻底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病。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比我的自己人还周到，恰成鲜明的对照。入院以前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头脑。入院后我的体重渐渐增加，从九十五磅长到一百三十磅。现在我不仅比以前有更好的体力，而且精神愉快。美俘罗纳德·洛夫乔伊写道：
每天早晨的某个时候，负责我们几个病人的医生总是来看我们并问寒问暖。他对我们一贯很好，没有一天不是面带笑容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一一询问我们感觉如何，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这位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都叫他杨医生。我要感谢他和护士们，因为我今天还活着。
也说说医院的护士们。她们总是乐于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对我们很亲切，只要我们需要，她们就伸出帮助之手。每天夜里有两名护士照看我们，如发生什么严重情况，她们就去叫医生，医生也总是从床上起身并立即来问我们需要什么。
另一个人每天总要来看我们四、五次，我忘了他的名字，但我们都把他看成是父亲。他是个快活的人，每天走过我们这里都给我们带点小甜饼吃，每天至少二、三次。我们最盼望他来的重要时刻是夜里十一点半。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没睡着，等着“爸爸”给我们送小甜饼。我们每个人都忘不了他，因为他像父亲那样对待我们。
我康复后碰到他，他说我胖了许多，我告诉他我重了三十磅。因为我受到很好的治疗，伙食也不错，所以我现在很健康，体重已创历史记录。
由美俘曼纽尔·西尔瓦与其他八名战俘联合签名的一封感谢信写道：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是碧潼医院原来的病号，愿写此信给你们，以对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作出的艰苦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为了给我们治病，为了我们能康复，你们都一一克服了。
第31节
我们个个都十分健康，而且还相当壮实。我们的体重都达到了过去的水平，甚至比过去还重。我们回到中队后仍然获得良好的待遇，我们想在当俘虏期间恐怕再也不会生病了。我们中队的医疗条件和膳食也很好，每天都有门诊。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时，我们不知道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医院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宽大政策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好朋友。我们在医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们是你们的亲友。
我们从心眼里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第32节
在美方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们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军俘管当局，那是另一种“永不忘记”，那是一种由法西斯行为所激起的刻骨铭心的仇恨。 日内瓦公约第13条规定： “战俘在任何时候必须受人道之待遇。……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伤残，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美国热带医学及卫生月报》1951年第一期，刊登了巨济岛远东军第46野战医院“联合痢疾防疫队”三名队员写的一份报告，为《在军队内部 蔓延的痢疾病》，三名作者是： 美国陆军传染病防疫局局长、传染病协会委员艾伯特B ·哈迪，美军驻东京第406 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理查德·P ·梅森上校，美国海军第一舰队传染病防疫队队员杰拉尔德·马丁少尉。这三名专业医学人士，在对美军管理下的巨济岛战俘营中蔓延的传染病进行调查分析后，沾沾自喜地得出一个结论： “在朝鲜发生的传染病有可能使传染病形态学的研究获得宝贵的科学资料”，并将这句话用黑体字标出，以显示其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不意间泄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这个“联合痢疾防疫队”在巨济岛战俘营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痢疾患者，防止疾病在战俘中的进一步传染，而是“对确诊为细菌性痢疾和被疑为患这种病的1600名患者采取18种治疗和药疗措施”，以病俘为对象进行不同治疗方法的试验。据后来相继发表于《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和《美国陆军医学月报》上的论文透露，有的试验性“治疗方法”名曰“维持疗法”，实际是不予治疗，目的在于观察检验不同患者在极毒型细菌侵袭下的不同生命力，看看什么样的人能多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少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又能免于一死自然痊愈。其结果，患有细菌性痢疾的朝中战俘中，有百分之九的人相继死去。同一时期，在釜山第14野战医院附属的第4 集中营内，也蔓延着凶恶的传染病。据后来遣返北归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金石维揭露： 美军出于罪恶的试验目的，对患有同类细菌性痢疾的战俘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 粒四环素药片，有的服用16至25粒，甚至32粒到48粒，使患者产生药物中毒，呕吐不止，医生们依然强制他们继续服药，并给他们注射5000至6000毫升的林格氏液，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磺胺类药物的能力。在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夭亡了。金石维医生小心地把第4 集中营的死亡人数记录了下来，他记录的数字与其他归俘提供的数字基本相符，即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 月，仅在第4 集中营里死于细菌性痢疾的战俘就达4000多人。
在外科领域，美军以朝中战俘为对象进行医学试验，所造成的后果同样怵目惊心，令人发指。
美军医疗部门为了年轻军医实习需要，或为了某一项医疗技术的实验需要，可以将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