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犬马之劳。抗战时期,卫立煌表现尚好,与我们关系不错。总司令除谈抗战问题外,还给卫立煌上了一堂马列主义课。据朱光同志说,卫生煌还很愿听。临别时,卫立煌送给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各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还有一支刻有“卫立煌赠”字样的西府里钢笔。 总司令常说:“共产党不能单枪匹马地抗日,不仅要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而且要教育、争取联合国民党的军队,这样才能使日寇陷入灭顶的汪洋大海。”因此,到前方的路上,总司令走到哪里,就把统战工作做到哪里,真是逢机就做啊! 总司令密切联系群众,与部下同甘共苦,情如手足。 他经常深入下层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下面的干部、战士都愿意听他讲革命道理。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请,他从不推辞,大家称赞他是有请必到、到会必讲的好老总。在延安,有个时期由于参加会议讲话过多,把嗓子都讲哑了。我劝他以后少参加点会,他听了有些不高兴。 在大生产运动中,总司令和干部、战士一起摇纺车,捻线线。总司令在南泥湾有个“小农场”,他经常去参加劳动,我跟他去过一次。他种的南瓜,品种好,个头大,我去时适逢丰收,南瓜堆了半窑洞。总司令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口号的实践者。 总司令爱好很广泛。他书法技艺很高,古诗也作得很好。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起得早,经常散散步,午睡前还要弹一会儿扬琴。总司令很喜爱文体活动。在太行山时,我们打篮球或打排球,他常来参加,而且从来也不中途退场。他还爱打扑克和下象棋。在延安时,晚饭后就找人打扑克或下象棋,我是他的常客。打扑克同他打对家可不能出错牌,更不能打输了。总司令下象棋爱用士角炮,不懂得他的战术,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将死。我学他用士角炮总学不好,不仅将不死他的棋,反而常常把自己的棋逼死了。总司令还喜欢养花,尤其爱养兰花,住中南海时,他养的兰花有一百多个品种。他的花只许看不准动,我想摘一朵,他就是不允许,说是“你摘走了,别人就看不到了”。连一朵花,总司令也想到大家。 总司令是官,又是兵,我十分敬佩他。  
庐山风云(1)
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 1959年6月30日上庐山。庐山会议我的任务是调遣飞机、掌握空情。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当时听说开什么“神仙会”,气氛轻松愉快,每天晚上都有戏剧、电影、舞会,可谓歌舞升平。彭老总上书后,风云突变,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我负责派飞机接中央委员,通知在青岛休假的刘亚楼、肖劲光来庐山开会。毛主席讲话后,停止娱乐,批判彭德怀,一时空气紧张起来。批判彭德怀时说有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彭老总被解职,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会后赖祖烈对我说:“你们的司令员在会上态度不错,没有过火的语言。”罗瑞卿说:“我好久没有做参谋工作了,中央决定要我做,我不能推辞,做不好准备犯错误。”毛主席要彭老总对《决议》表态,彭德怀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听说由庐山回北京时,同机的同志都不和彭老总说话,身为高干如此对待彭老总,实在不合情理。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人责令彭德怀供出“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彭德怀气愤地回答:“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来报名罢!”有人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有人说他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还有人说他“生活艰苦朴素是假相”等等。我认为这些人的批评很不公正,不实事求是。彭老总的生活艰苦朴素众人皆知,我在前总工作时,他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管理科科长朱早观说:“我们想给他的生活搞好一点,他不同意,左权同志吃点辣子他还有意见,还说左权同志抽烟花钱太多。”左权同志知道后生气地说:“我吃点辣子不算特殊罢!我抽烟没用公家的钱,是用自己得来的稿费买的。”我亲自处理过一件事,管理科杀了一口猪,送给首长一副猪肝,他知道后,要我问谢汉初同志(管理科副科长),猪肝是他拿钱买的吗?如果不是就是剥削群众,他要我把猪肝送回管理科。 彭老总被免职后,决意解甲归田,履行他的“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的诺言。在国庆10周年前夕,彭老总自动上缴了元帅礼服、军衣、帽徽、领章、勋章,穿上了灰布衣裤,带着平时所喜欢的书籍,从中南海迁居到北京西邻挂甲屯吴家花园。 还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就称彭德怀同志为大将军。1955年授衔,彭老总是十大元帅之一。 彭老总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战必胜,攻必克,能攻善守,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中屡建功勋。 土地革命时期,彭总经常独当一面,直接或间接地指挥所率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各次“围剿”。哈达铺改编,彭总出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统帅一、三军团改编的四个大队。长征到达吴起镇,他伏击尾追我军的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消灭其一个团,打垮三个团。战斗结束后,毛主席赠他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总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这一句改得好,体现了彭总确有谦虚过人、功成不居的美德。 抗日战争时期,彭总是八路军副总司令。由于朱总司令经常外出,特别是1940年5月,朱总司令和###同志回延安参加“七大”,八路军的作战指挥和中共北方分局的工作全由彭总承担,既管军事又管党务,既要抗日又要反顽,工作十分繁忙劳累。日寇“扫荡”连续不断,国民党###一浪高过一浪。1940年,日寇加紧诱降,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势力上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了挽救抗日危急,彭总与聂荣臻司令员、刘伯承师长共同商议组织正太路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在彭总精心计划、严密组织和正确指挥下,破袭战首战告捷。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非常兴奋,亲自致电彭总说:“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再组织一两次?”“百团大战”给敌伪以很大的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后期的攻坚战,使我军伤亡很大。 敌人对各根据地的小“扫荡”连续不断,对太行山的大“扫荡”几乎每年一次,主要目标是前总和一二九师指挥机关,每次大“扫荡”,前总驻地均遭到合围。1943年5月,我和同志们背粮刚回来,彭总来到作战室,他一边看墙上挂的五分之一地图,一边对我说:“鬼子又要出来‘扫荡’了,你赶快通知机关、部队,立即做好转移准备,晚饭后就出发。”接着又和我们研究转移路线。彭总判断准确,措施果断,我们离开麻田的第二天,敌人就出来了——“扫荡”开始了。 彭总有个习惯,不管怎么疲劳,都要亲自观察地形。我们从麻田出发,夜行军五六十里,天刚亮他就起床上山看地形。当我在山上找到他时,见到他坐在路边低头沉思。我走到他跟前,他只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的脾气,当他不和你说话时切莫去打扰。我看到他这样的神态,估计他一定是在想事,为了不打断他的思路,我先去检查警戒。上到山顶,听到正面和左侧有零星枪声,拿望远镜一看,日本鬼子正沿着山向东运动。我回到彭总身边,向他请示继续转移的路线。彭总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等敌人过去后,绕到它的后面转移到太岳陈赓同志那里去。敌人这次“扫荡”扑了一个空,什么也没捞到。我们回到麻田,看见随群众坚壁的同志安全无恙,埋在地里的物资、文件毫无损失,对彭总布置反“扫荡”的英明决策更钦佩了。  
庐山风云(2)
解放战争时期,彭总在毛主席领导下转战陕北,收复了延安。1948年3月,毛主席东渡黄河,我军在西北投入反攻。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辗转陕甘宁,解放整个大西北。抗美援朝,打得美帝要求停战谈判。从战争到建国,彭总屡建功勋。 彭总生活艰苦,衣着朴素,对部属严肃而又和蔼。陈赓同志爱开玩笑,说话也很风趣。有一次他到总部来,聊天时说:“1939年5月,彭总陪鹿钟麟到冀南视察,我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我给彭总吃粗茶淡饭,自己关起门来吃好的。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狗×的”是彭总的口头语,不了解他的人,真有些受不了;了解他的人,也就不会介意。 到延安后,彭总的生活有点改善,但没有单独起伙,他同中央一些同志吃小灶。1944年,我和前总机要科的译电员舒新环同志去看他,我们向他告别时,他硬要留我们吃饭。他告诉警卫员多打两个人的饭。我以为是有好吃的,唉呀,名义上“四菜一汤”,实际上只是有些菜里放了几片肉。彭老总的穿着也和我们一样,灰色或黄色的军衣。抗战时期他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或到友军拜访(国民党###后我们称他们顽军),稍穿得好点儿,也不过是斜纹布。那时什么凡尔丁、哔叽等毛织品,不用说没有穿过,听都没有听说过。 彭总非常体贴群众,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