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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我们已经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只与凯特尔还保持着无线通讯。文克的救兵和施泰纳的进攻都毫无音讯。可以肯定的是，再也没有一支军队能把我们解救出来了。苏军已经攻到蒂尔加滕。到了市中心，抵抗苏军的力量明显减弱。他们势如破竹，已接近安哈尔特车站。
元首在掩体内像幽灵一样活着。他不停地在房间内踱步兜圈子。有时，我忍不住猜想，他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既然大势已去，他为什么还不赶紧结束这一切。他定要自杀，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幻灭。您想想，孩子们还在为保护首都而战，然而“帝国头号战士”已经打算自杀了！我又跟他谈到这儿。我问：“我的元首，您难道没有想过，德国人民正期待着您率领军队冲到战事最前方吗？”现在，跟他说话，已经百无禁忌了。他不耐烦地回答：“我再也没有战斗的身体状态了。我的双手不停颤抖，连一把手枪都握不住。倘若我负了伤，甚至也找不到自己人给我补一枪。而我也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对的。他的手颤得那么厉害，连拿个小勺子小叉子送食物到嘴里也难，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拖着腿走路，对他来说也不容易。
埃娃正在写诀别信。她所有的心爱衣裳，她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要运回慕尼黑。她也只是在默默忍受，在等待着。外表上看来，她一如往常，显得平静又快乐。可有一回，她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话的声音嘶哑颤抖：“容格太太，我实在太恐惧了。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她的眼睛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让她大出意料的是，赫尔曼·费格莱因居然对她漠不关心。两天以来，她都没有见到他。在此之前，他也似乎一直在躲着她。她问我有没有见过他。没有，费格莱因今天根本就没呆在掩体内。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人们找他处理党卫军的公务，可他不见了。也许他冲到前线去察看军情？连在帝国总理府跟他在同一个房间工作的军官都对此一无所知。4月27日，希特勒也想召见费格莱因。他踪影全无。晚间，党卫军将军费格莱因才回到帝国总理府，不着制服，也没佩勋章，穿得像个平民，醉得一塌糊涂。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可埃娃震惊不已，失望极了，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晚上，赫尔曼从他的私人寓所给她打电话。“埃娃，如果没法子劝说元首离开柏林，那么你得赶紧离开他。别干傻事——现在不是生，就是死！”她回答：“赫尔曼，你在哪儿？马上过来吧，元首正在找你，他有话跟你说！”可电话就挂断了。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1）
柏林城内，连报纸都停了。只有电台还在广播，报告新消息，说元首还留在这座不幸的城市中，坚持着抵御敌军，与大家共担命运。可元首掩体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明白，希特勒早就无心恋战，只一心等死。帝国总理府掩体上，战士和卫兵们负隅顽抗，唱起老战歌，而护士和女帮工们忙得都抓狂了。难民和帮工来自全城各处，集中在帝国总理府。人们在这儿苟延残喘，幻想着，战斗着，工作着。可元首的掩体已成了蜡像博物馆。人性或许也还存在。有人过生日，老拉滕赫贝尔六十大寿。我们坐在掩体上层的走廊上，摆好桌椅，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埃娃与我相对而坐。我们聊起慕尼黑和拜仁州，客死异乡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为了普鲁士，为了一切，”拉滕赫贝尔嚷道，他的眼睛兴奋得溢出泪水。我们又一起欢笑，想在这几分钟内忘却一切。
忽然，掩体内又挤进了很多人，有些是陌生人，有些则曾在掩体的别处见过一面。一大队穿制服的军人正往元首掩体走下去。我们也看到元首慢慢走来。他弓着身子，左手藏在背后，与每个人握手，望着他们的脸孔却眼神空洞。他们的眼睛亮起来了，能听到元首亲口致谢，该有多么高兴，他们心满意足，带着一肚子自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可我们都懂，元首并非在褒奖他们的勇气和忠心，元首是在向大家告别。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我问埃娃：“时间马上要到了吧？”可她说：“不，道别还在后头。元首会跟大家亲口说再见的。”
那天晚上，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婚礼。一个厨娘嫁给了一个重型运输车司机。这个勇敢的司机甚至穿越地狱一般的柏林城，把岳母一家子也接来了。我们都沿着阴暗的走廊爬上去，来到元首寓所的废墟上。高高悬着的天花板上晃着朦胧的蜡烛光。眼前的景况多么古怪。还有一排排椅子，一座乐队指挥台。政府秘书瑙曼博士作了演讲，新人十指相扣，外头回响着可怕的枪炮声，仿佛斯大林为我们弹奏管风琴。然后，我们祝福新人，回到死气沉沉的掩体内。婚礼来客继续庆祝，其中一位带来了手风琴，还有一位拉起小提琴。火山口上，举行着新婚舞会。
我跟戈培尔的孩子们嬉闹，给他们念诵童话故事，陪他们玩捉迷藏，好让他们逃脱恐怖的魔掌。他们的母亲再也没有跟他们说话的勇气了。夜里，他们在六张小床上睡得香甜，而掩体内人人在等死，厄运一步步降临。
4月28日，希特勒遭受致命的打击。他尚未最终决定如何处置费格莱因，可他觉得此人已在叛变的边缘，正对他落井下石。新闻办公室的海因茨·洛伦茨报告这一警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党卫军全国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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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2）
正尝试借助贝纳多特伯爵牵线，与盟军谈判。
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呆在哪儿呢？他可能又暴跳如雷起来，指着谁破口大骂。好在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有埃娃双眼红肿，泪痕未干，因为她的妹夫刚刚被判死刑。在外交部的花园里，那美丽的仙女铜像旁的花树下，他被枪毙了，死得像条狗。她曾向希特勒求情，说费格莱因眷念太太和儿女，想救全家逃出生天，也是人之常情。可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只看到他满口谎言，背信弃义。他曾把“忠诚的海因里希”看作动荡的海中最坚定的磐石，可现在连他都背叛了他。这下子，费格莱因的行为引起他猜疑：此人是希姆莱的同谋无疑。也许希姆莱正打算暗杀他？也许要把他活捉，送到敌人手中？希姆莱的幕僚，他一个都信不过。他甚至疑心希姆莱留给他的毒药也有问题。与我们一起留在掩体内的施通普费格医生脸色苍白虚弱，比从前更加沉默。希特勒连他也怀疑。
于是，哈泽教授应召马上赶来新帝国总理府的掩体，其时他还在替人做手术。我们看见元首与他谈话，给他一颗毒药囊，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洗手间门口，金毛和它的小狗们就系在那儿。医生弯下身子凑近狗儿，我们闻到一股苦杏仁的味道，金毛就一动不动了。希特勒转身回来。他的脸就像死人面具一般。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希姆莱的毒药还是可靠的！
汉娜·赖齐与格赖姆将军准备坐飞机离开了。＇…＇他们走出掩体之前，与希特勒作了长谈。
我们几个女子都躲在埃娃的房间里，陪孩子们与狗嬉戏。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神经绷得快要断了。埃娃跟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说：“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你们俩都会哭鼻子。”我们紧张兮兮地盯着她看：“是最后的时刻了么？”不，她回答说，我们要目睹别的场面，这将非常感人，可她不会透露更多。
我不知道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我们是怎么度过的，简直就是噩梦。几场谈话的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耳边只回响着炸弹、手榴弹、大炮和坦克的呼啸声，像地狱一样。也许再过几小时，苏军马上就打到波茨坦广场了，下一步就到我们的门口。掩体内还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国家的领导人们只呆滞地坐在一旁，等待元首颁布最终的命令。连一向热心的博尔曼和勤勤勉勉的戈培尔也无所事事了。阿克斯曼、赫韦尔、福斯，一众侍从和副官、卫兵及勤杂，他们都只空等着最终的命令。现在，没人再幻想胜利降临。我们只等着最后被驱逐出掩体。
难以置信，在这样的景况下，我们还能吃得下，喝得下，睡得着，聊得起天。我们机械麻木地活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13）
就叛国的题目，戈培尔向同僚们作了长篇演讲。戈林的所作所为，他甚为不齿。“这个人永远称不上纳粹主义者，”他声称，“他只是倚仗元首的威望，他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理想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存在。德国空军的失败，就是这个人造成的，我们现在坐以待毙，都是拜他所赐。”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戈培尔与戈林这两位国家要人，原来是一对你死我活的政敌。戈培尔太太也跟先生一起声讨这位帝国元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都越来越麻木了。我们也不再等待。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