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邓小平排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干扰，共商对策，共同指挥，迅速击退了南越入侵军队，全部收回了敌占岛屿，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月下旬，叶剑英刚刚指挥打完西沙之战，正在组织总参谋部、海军机关和广州军区总结经验，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到会上一看，内容不是别的，原来是江青要大家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江青俨然以会议主持人自居，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对照《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联系实际”发言。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名义上是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真实用心却在“联系实际”上，会上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弟当兵问题大做文章，影射叶剑英。
过了几天，江青居然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
她还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5）
江青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写的信中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张春桥也批示说：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
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画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的信和报告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
于是，军委只好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 “批林批孔” 动员会。
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 王洪文、 邓小平、陈锡联，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
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接着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叶剑英的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
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
军队许多老同志根本听不下去。
1月25日，江青又以突然袭击的方法，迫使周恩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余人的动员大会。
在江青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猛批“走后门”，“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他们始终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以沉默对抗，一言不发。
这还不够，1月28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公开指责《解放军报》根据周恩来、叶剑英讲话精神而写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是一篇“很坏”的文章，并布置予以反驳批判。
在他们授意下，发表的批判文章说《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来讲团结问题”，“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扬了折中主义、中庸之道”。
更为恶毒的是，江青在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口“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竟公开点名批评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指责叶剑英“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叶剑英不予理睬。
为了稳住军队，他仍然不具体布置全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一伙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要整整军队”。
为了使“批林批孔”加上“走后门”，批评叶剑英等老同志，迟群于2月2日主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上登载一批教育系统批“走后门”材料，并加编者按语：“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之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
“四人帮”玩弄“批林批孔”加上“走后门”，“三箭齐发”，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动逆流。
局势险恶，派性再起，人心动荡，生产严重下降。
叶剑英决定顶住逆境，采取迂回的方式予以反击。
他配合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批“走后门”问题，2月15日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6）
次日，毛泽东在叶剑英信上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并指出，迟群、谢静宜在“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次日下午，周恩来约迟、谢谈话，明确提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
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打击周恩来连同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宣告破产。
三、协助周恩来，挫败“四人帮”破坏四届人大和政府组阁的阴谋活动
70年代初，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件大事，是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人们思考着观望着，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将做出如何安排？围绕着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同江青一伙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人帮”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
他们私下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
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
“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
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发难，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当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等飞抵长沙，借向毛泽东汇报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
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厉害。
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
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毛泽东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并明确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但是，江青一伙根本听不进，继续耍两面派，捣乱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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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7）
这时，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
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
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抵长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
行前，周恩来对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