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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到彭家山，何振亚观察地形，路过三支队，到屋里看到墙上挂着羊腿、猪腿，还有几块腊肉没有动，屋内屋外扫得干干净净。他十分满意，第二天出发前，在集合场上表扬了这个队。
何振亚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部队驻下以后，他带着警卫员到各队看战士们吃饭没有，晚上又叫大家烧水洗脚，然后再查岗哨。因为部队驻的分散，他得好长时间才能和我们一块儿睡觉。有一次在手扒崖，房东老太太给何振亚安置铺。他看到对面床上姑娘、媳妇、老太太挤在一起，便又和我们睡在草铺上。老太大对他说：“振亚呀，给你铺好床去睡吧，要是冻病了，咋带兵呀！”过了几天，部队到宁陕贾家营，一个老大爷看见何振亚穿的很单薄，又感冒了，就把身上穿的破棉袍脱下来叫他穿。直到沈继虞（沈敏）在西安给他买了件黑大衣，才派侦察员把这长棉袍给老大爷送回去，又给了两块银元。
何振亚对我的思想教育总不放过机会。1937年过春节，部队来到汉阴酒店垭，老百姓门口都贴着门神、对联。我对何振亚说：“何军长，现在过年啦，我的意见是休息一天，买条猪吧。”他说：“年是有钱人过的，地主过年杀猪、宰羊、熬糖、蒸酒；穷人过年是上刀山，连包谷汤都吃不上。地主逼租逼债，没有钱给，就要拖下河喝水。”他谈到这里，我伤心地哭了。他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也被人家拖过。父亲在世时借了董家财主八斗包谷，后来不知怎么算成100块银元。1935年9月，狗腿子到我家要钱。没有钱给，他们把我妈痛打了一顿，把绳子套在我的脚胫上往河里拖。我全身泡在水里，背上拖掉一块皮。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家河边四石稞的田和三间草房的文约交给人家。我家破产了，我和大哥参军，我妈带着弟弟妹妹要饭，在我父亲坟前搭个草棚落脚。”何振亚听了我的话，鼓励我“你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这次谈话对我鼓舞很大，使我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每到—个地方，只要休息条件好一点，没有敌情，何振亚总是要给我们讲社会上的情况，我们听，房东百姓也听。一次他谈到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0家共用1把菜刀，3个人不能在一块说话，中青年男人都弄到煤矿去挖煤，挖出来的煤都是人背，井下遇到塌方，人就埋在里面。年轻妇女没有人身保证，随时都会遭到奸污。日本人杀中国人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房东说，日本鬼子会不会打到这里来，何振亚说；如果不抵抗是会打来的。有时他也谈苏联如何好，不仅是老百姓听了感到新鲜，我们也从未听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国家，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
（二）在曲折中发展
在陕南游击纵队时期，这支部队相当复杂，要领导好是很不容易的。何振亚如何领导这支部队？我知道有下述一些情况：
1936年，红七十四师的五、六团和独立团都在陕南打游击。何振亚和这3个团都有联系，特别是和独立团联系最密切。为什么没有接受红军的直接领导和改编呢？这是因为遭到大队长苗鸿鑫的坚决反对。苗鸿鑫穿一身灰色军官服，戴着礼帽，十分威严，主张部队壮大到一定规模，等待招安投敌。何振亚同他争论了许多次，一直说服不了他，便在一个晚上叫特务队把他活埋了，地点在离穆王坪一两里处。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何振亚给大家讲话：“我和苗鸿鑫大队长关于我们部队要走的道路问题，争论始终统一不起来。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命运问题。他要走，我就送他走了。”在清除苗以前，苗穿了一件很好的狐皮袍子，有人要拿下来，何振亚不同意，说：“还是让他穿着吧！”。
不久，李伯亭来了。李伯亭来的时候正下大雪。当时，我们们正往安康的王家坪走，走了一夜，翻了一座大山。李伯亭带的20多人一直悄悄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王家坪刚驻下，李伯亭的联络员来说：“李伯亭带着部队随后就到。”何振亚带了几个人去迎接。李伯亭穿绿色军官服，披一件青绒大衣，戴着礼帽，是个美男子。跟随他同来的一个人，比李伯亭要高要胖一点，长瓜子脸，也是相当漂亮的。后来不见这个人，可能是走了。
这时，游击纵队发展到5个队：即一、二、三队和先锋队、特务队。队长有刘炎德、张孝德（二队队长）、苟树林、晏盛明、张英才（特务队队长）、陈麻子（陈汉杰）。先锋队是押土豪的，没有多少枪。
部队先后被收编两次：第一次在镇安县境内，未谈判成而告吹。第二次地点在汉阴县龙王沟以东地区。安康专员魏席儒派了汉阴两个老绅士来谈判。何振亚同意收编，条件是部队驻的地方由我们选择。具体谈判过程我不清楚。这是何振亚用的计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弄到敌人的枪械子弹。谈判成功后编为特务大队，委任何振亚为特务大队大队长，李伯亭为大队附。部队没有被收编以前，大约有500来人。安康当局限额为300人。多余的人出去活动。我们给安康当局上报只说部队有300人。
在派人出去活动问题上，何振亚和李伯亭发生了争执。在汉阴南山脚下距涧池不远的地方，李伯亭问何振亚：“安康当局限额和我们现在人员差额很大，多余的人怎么办？”何振亚说：“我们部队不是人多，而是人少，还要扩大。现在国家形势很危险，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我们不能给国民党当看家狗，更不能替他们当炮灰。”李伯亭说：“你准备再起一次义？”何振亚说：“是的，我们要抗日，要革命，这特务大队嘛，是过渡时期。至于人数就按限额办，多余的派出去。”李伯亭很沉着，没有表露声色。当研究派出部队的时候，李伯亭坚持要沈继林带一个队（沈原在沈玺亭团当过连长）；另由苟树林带一个队，李春茂带一个队。沈连长是李伯亭的亲信，拉过杆子，他带的那个队，都是由他提出要的，老战士也有，其中就有我的胞兄余佑江。事后，何振亚与徐海山交谈。何说：“李大队附把沈连长塞进去，这里面有问题。”徐说：“我估计有两点：一、他可能要到安康告密，沈连长是最好的证人；那样，这个大队长就是他的了。二、他要是看到势头不对，就要跑，沈连长那里就是他的基地。”何振亚说：“对，是这样。”徐海山比李伯亭来的迟一些。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军需（过去在旧军队干过，后来当了叛徒）。
不久，我们奉命开到离安康城有20里的地方。魏席儒的副官还来讲过话。我们在这里驻了将近1个月。当时何振亚还派人到石泉、镇巴、紫阳等地活动。李伯亭就是自告奋勇从这里到安康七中去的，说是找朋友进行活动，去后就被安康专署以反政府的罪名枪毙了。安康专署枪毙了李伯亭，这个奥秘，我不理解。李伯亭死后第二天，晏盛明队长说：“前进的道路完全扫清。”李伯亭死在1936年4月下旬。我们5月初向东镇出发。行军途中，苟树林、李春茂两个队都回来了，只有沈连长不回来，在镇巴投敌缴枪。老战士们大都跑回来了，也有我哥余佑江。
（三）再次起义
我们到了东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爬山，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多，尤其是沈敏、杜瑜华、杨江来了后，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大问题：
一、统一了起义的思想认识。先干部后士兵，干部是开会讨论，当兵的由何振亚亲自一个一个审查。临到审查我，何振亚说，“现在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他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打共产党，日本鬼子一枪没打就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现在又大举向华北进攻，要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我们的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我问：“啥是亡国奴呀？”他说，“就跟牛马—样不当人，说杀就杀掉。你怎么办？”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要打蒋介石。”他又问我：“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你准备干啥？”，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笑着一挥手。我敬个礼走了。
二、宣传问题。宣传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起义后，我是少先队员，仍然是勤务兵。部队每到一个集镇，我和其他队员就召集群众开会，由沈敏给大家讲话。然后我们在街头摆一个桌子，放上大碗茶，根据宣传品的内容，向过往行人宣传，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听讲。
三、统一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战术。干部在讨论中都认为，我们再次起义，国民党必然要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仗是有打的。何振亚讲：“我们要避免与强敌作战，打击对象是保安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找他们薄弱的地方打。侦察工作很重要，侦察队要加强，了解情况就不挨打了！把便衣队建立起来，捉地主、团总要靠便衣队。地主老财的情况要靠侦察队去了解，然后便衣队才去抓”。
四、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徐海山担任，宣传科长由沈敏担任。各支队规定有指导员（当时还未配备）。沈敏、杜瑜华、杨江是部队到东镇以后才来的。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为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宣传品都是他们刻印的。宣传工具主要有油印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