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香港后，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和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但是，周恩来在1959年10月所说的那番话的深远含义，直到六年之后，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回归祖国之际，才真正理解。
莱蒙湖畔的密谈（1）
（1） 汽车里的会面
1960年9月，受丈夫李宗仁的委派，郭德洁从美国纽约来到香港，在这里用特殊的方式约见了重要的老朋友程思远。
香港
当年的程思远
郭德洁的母亲、哥哥一家人住在九龙的荃湾，从程思远的九华新村14号，到郭德洁所居住的地方只有半个小时的汽车路程。但是，这两人要见一次面，却非常困难。因为九华新村一带，居民的情况非常复杂，又有国民党特务混杂其间，稍有疏漏，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却又最安全的见面方式。
每一次会面，由程思远的夫人开车，接到郭德洁之后，程夫人开着车兜风，他们就在汽车里面会面，商谈有关的问题。就是在汽车里，程思远得到了李宗仁一定要回来的肯定的答复。
尽管郭德洁在荃湾的乡间别墅深居简出，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在郭德洁将要离开香港的时候，突然发现，她寄给程思远的信不翼而飞了。
（2） 程思远的第三次北京之行——彻底的转变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肯尼迪
郭德洁到香港与程思远会晤之后，带回去的消息使李宗仁大为兴奋，他虽身在异邦，但对回归祖国心仪已久，那么究竟这一天还要他等多久呢？
来自香港的讯息，使周恩来有了加快进程的信心。于是，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起来，而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热络。
正当李宗仁、程思远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划回归祖国的大事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但却差点因为这件事误了李、程二人的大事。
1961年1月20日，43岁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取代了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新总统。不久，他收到了李宗仁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希望美国民主党政府能够在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台湾局势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从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总统身上，李宗仁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肯尼迪所代表的民主党，过去一直是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在艾森豪威尔这个共和党人当总统时，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如今，民主党人重新入主白宫，李宗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回归祖国的事是否会因此而前功尽弃呢？
1961年8月，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如果说前两次进京都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的话，此番程思远北上却是完全保密的，且时间很短，速来速去，局外人毫不知情。一向做事有条不紊的周恩来如此突然地约见程思远，其实是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人抱幻想。当时，周总理回顾李宗仁的经历，对程思远说：“以前就是对蒋介石抱幻想结果破灭了，后来呢，又对不切实际的第三种势力抱幻想又破灭了，现在你想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党派斗争里边，这个也不现实。自己的事情要完全靠自己争取，幻想美国人不插手两岸问题是很天真幼稚的”。
周恩来的恳切劝告，使李宗仁茅塞顿开，自此以后，他的内心更加倾向祖国了。1963年7月14日，他又通过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的访问，在《欧洲周报》发表了一篇谈话。他说：“我和蒋介石国民党一样，都是失败者，但是我跟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从来不把失败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个人无关紧要，由于我个人的失败，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这是我所欢迎的，我所高兴的。”从这段话来看，李宗仁对祖国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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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湖畔的密谈（2）
（3） 程思远的第四次北京之行——周恩来的“四可”原则
程思远第二次秘密进京的时候曾受到周恩来的嘱托，找机会让李宗仁到欧洲走一走，程思远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这件事做着筹划工作，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1963年11月，终于有了眉目，双方约定，12月中旬在瑞士见。
临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进京，向周恩来请示，这也是他第四次北京之行。这一次会见周总理的情景，给程思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1月15日午夜，程思远在酣睡中被叫醒，说是周恩来召见，程思远匆匆穿好衣服来到了中南海。
这次接见，周恩来交给程思远的任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这个任务让回国的进程变得更加具体。程思远回忆到：周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四可”原则，这“四可”就是：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是否回来；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周总理一再叮嘱，让我把它背诵下来。
中央所表现出的宽容与大度，使程思远深受感动，他感到他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虽然充满了信心，但是他还不敢肯定李宗仁面对“四可”原则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4） 14年后的重逢
苏黎世SAVOY旅馆李宗仁和程思远阔别14年之后的第一次会面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按计划向纽华克城移民局提出欧洲之旅的申请。当时，移民局对这位“重要人士”的申请有些犹豫，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在报告了联邦调查局后，美国政府作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万无一失的选择。那就是在李宗仁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派人跟踪他，并对李宗仁的房间进行窃听。这样的跟踪持续了一百多天。
快到新年的时候，李宗仁由意大利首都罗马飞到了苏黎世，住在第一区中心广场附近的SAVOY旅馆。两名侦探并不在乎旅馆昂贵的收费，在李宗仁隔壁开了房间，并立即装上了窃听器。李宗仁除了等候程思远之外，无所事事，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消磨瑞士过早来临的冬日。
这时已临近圣诞节，李宗仁没有回美国的迹象，仍然优哉游哉地漫步在苏黎世的街道，却使盯梢的人沉不住气了。据后来透露的资料显示，这两名侦探因李宗仁的无所事事而放松警惕，离开了。也正在这个时候，12月17日，程思远从香港飞抵苏黎世，仿佛是冥冥之中有神力相助。程思远恰到好处的到达，并非他足智多谋，主要是他签证延误和此行的飞机在罗马停留时被稍稍耽误所致，而苦守一百多天的侦探在最后数日突然离去，给程思远和李宗仁一个绝好的见面机会。这是李宗仁和程思远阔别14年之后的第一次重逢。
李宗仁
程思远
这两个十几年没见的老朋友在一起相处了好几天，难免会叙旧，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程思远将这几年特别是几上北京，和周恩来见面的情况当面向李宗仁作了汇报，也将“四可”原则告诉了李宗仁，这仿佛给李宗仁吃了定心丸。
在苏黎世的程思远
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李宗仁和程思远由郭德洁的弟弟郭德风驾着汽车，沿着莱茵河畔公路向德国、瑞士交界的工业城市巴塞尔做着长途旅行，然后又沿着原路回到苏黎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圣诞节之前分了手。
（5） 蒋介石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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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湖畔的密谈（3）
1964年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无疑是对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次沉重打击。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应该效仿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令媒体没有想到的是，李宗仁的这封公开信会引起一位十几年不曾谋面的老朋友的强烈反应，他就是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被蒋介石扣留在台湾。李宗仁发表公开信后，蒋介石让白崇禧给李宗仁发了一个电报，希望李宗仁以前途和生命安全为念，或者留在美国，也欢迎到台湾来，但千万不要做出回大陆这样的轻率举动。
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信，知道必定是蒋介石的唆使，因此一笑置之，不仅如此，李宗仁的归国愿望更加迫切。1965年3月，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急于回国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迫切愿望，他再也不愿在美国碌碌无为地虚度光阴了。
程思远立即把李宗仁的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根据国内外的一派大好形势，果断地做出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6） 及时的起飞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又一次来到纽华克城的移民局，申请去瑞士度假。纽华克城移民当局的一个副局长后来回忆，李宗仁提出申请后，他们翻查了记录，发现李宗仁在1963年的时候曾经申请到意大利旅游半年，并且在圣诞节的前夜按时赶回了美国。程思远和时为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右）
李宗仁夫人郭德洁
所以移民当局认为，这个老人真是去旅游了。移民当局这次很顺利地批准了他旅游的签证，没有再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一个人离开美国到达了欧洲，当天，程思远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这是事先约定好的李宗仁动身的暗语。于是程思远决定立即赶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
程思远6月18日赶到北京，周恩来这一天要出国访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统战部部长徐冰代表周恩来会见了程思远，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对这次回国所做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