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转向与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论调多有变化，如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等，都让我们这个口号的借用者、追随者多少有些进退两难、无所适从；加之中苏关系一波三折，国际共运内部矛盾爆发，很多时候师道难继。并且，在新闻摄影界，对苏联同行的反思也已开始，特别是在摆布、组织加工等问题上更是如此。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在“政治第一”的声浪中，表面上，对于“欧美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的批判一刻也没有停止，但在新闻摄影界，对此关注、研究之风却并没有停顿下来。
1957年1月27日、3月1日、3月17日，毛泽东在不到50天的时间内三次在重要会议上阐述创办《参考消息》的意义，并要求大幅度地扩大改版后的发行量。毛泽东强调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要了解敌人情况，要接触细菌、种牛痘，增强政治免疫力。在这一背景下，对西方新闻摄影理论的翻译工作也时断时续。
风云际会，浮云蔽眼，东张西望。
这种情形下，中国内地摄影界的有识之士，包括新闻摄影界，寻找自身特质的努力也开始显现。而这本集大成之作，凸显编者与摄影者确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民族风格”的集体意志。
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跃进，我们的新闻摄影工作，应该配得上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国际声望的日益增长的形势，应该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力争上游，使我们的新闻摄影放射着社会主义灿烂光辉，最真实地反映着我国人民生活的本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而又富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祖国争光，为社会主义争光。
那么，“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民族风格”等不同表述，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由于党对摄影事业的正确领导，由于摄影工作者十多年来不断的摸索和实践，我国摄影艺术的风格已经逐步形成。根据国内外舆论的反映，一般都认为新中国摄影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是：
“蕴涵着很深的思想内容”，具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性”，作品“充满着生活气息，洋溢着时代精神”，“除了给欣赏者美的满足，还给人们很好的教育”。中国的摄影家善于“用细致的艺术手法，严谨、浪漫的构图，把振奋人心的场面鲜明地表达在画面上，使人看到就产生一股热力，向往着更美好的未来”……
这段文字的作者，还把“我国摄影艺术创作能够获得丰收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归结为：广大摄影工作者在坚持党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明确的政治方向下，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创作的源泉，找到了美好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之，创作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使人受到鼓舞，而且使人感到愉悦。
作者虽不吝溢美之词，但还是不能无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文中提到有的作品表现了“人民公社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斗争中所发挥的无比优越性”，包括这类作品在内，它们“给人们以激励和鼓舞，增强了人们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纵然如此，摄影艺术在我国文艺领域内还是一支新军。对新闻摄影来说，更是如此。
新闻摄影“正确的采访路线”，大体可以概括如下：
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当前中心工作与报道的需要，记者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的组织，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比较，从中选择足以体现党的政策思想的、对人民群众有教育意义的、能反映当前工作的本质状况和动向的新人物、新事物、新经验、新情况，给以真实、生动、自然、优美的形象报道，以事实的真实形象，对群众进行政治鼓动并对敌斗争。
自此，这一争辩三年，席卷整个摄影界的风波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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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2008年5月11日中午，我最后一次核实完引征的所有资料后，打算第二天约请本书编辑谢艳芝小姐，把书稿交给她。同时约请多年来一直提携、鼓励我的师友，金城出版社社长王吉胜老师，喝杯咖啡，或茶，要么去离出版社不远处的孔乙己酒家喝杯黄酒。当然，这一切全由他签单结账，这是写作开始便有的约定。
从2006年仲春动笔写作，到2007年3月初稿完成，再经历反复核实修订，斗转星移，甘苦自知。此时，我期待自己尽快从中解脱出来，过上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
一部书稿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作为文本，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读，正像我在当初翻检那些尘封的历史碎片，依凭自己的勇气、感悟与调查，做出如此解读一样。这里所作的解读也是不完整的，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
5月12日这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计划，甚至人生，我的计划也受到影响。四川大地震过后的第二天，约定取消。5月13日下午15时离开报社去灾区前，把书稿交到临近办公室同事姜蕾手中，拜托她“把书稿过一遍”，等我回来后交给我。
我深知，这是个艰难的任务。成书后的3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无法把自己写下的文字系统地读一遍。但我在完成第一遍修改之后，我的同事潘平还是耐心地当了第一位读者，通读全部书稿。他有20年的图书出版从业经历，对于近现代中国史有几近痴迷的研究与积累，他对书稿价值的基本判断，让我增添了出版的信心。而此前正是他把自己多方收集的相关资料无私地供我使用。
其间，通读书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盛希贵教授，中国残联宣教中心主任、摄影家王涛先生，出版策划人、作家马明博先生，三联书店编辑张琳小姐，作家安顿女士，我的同事、著名新闻摄影人贺延光先生等。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中心主任吴鹏，以其丰富的学养及对摄影史百科全书式的讲述，为我提供了诸多启发，甚至灵感。他还亲自与我一道进行过访谈。
穿梭在城市的图书馆、资料室、家庭、办公室甚至旧货市场里，一次次去寻访当事人的过程，实与人类学家不远千里抛开自己的生活而做的所谓田野调查并无二致。带着这种心境，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陈见、知识抛开，以对遥远异邦的兴致，把街区当田地，把马路当田埂，把熟知当无知，把常识当鲜见，把同行当异族，把电线杆当作村头水口居住神仙的老樟树，唯其如此，才会为自己孤独的写作及凡俗的生活增加诸多乐趣与理由。我住在马连道，每每步行去皇亭子拜见年逾八旬的戴戈之先生；我住平安里时，也曾步行到魏公村去已故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先生家，拜见他的妻子，原新华社摄影记者牛畏予老师；我从工作单位所在地海运仓搭乘报社的车去50公里外牛栏山南麓马坡拜访铁矛老先生时，都抱有这样的心情。马连道、平安里、皇亭子、魏公村、海运仓、马坡，仅仅听听这些地名就够了，这哪是北京啊，写在笔记本的边上，哪一个不像真正的乡野地名？再加上几公里虔诚的步行，与调查对象面对面晤谈，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现实交替突现眼前，真有几分都市人类学家的味道！
除了靠自己能力所及，工作之便，甚至包括旧货市场上收集的资料外，写作过程中参阅的大量史料、档案、图书出版物、内部印刷品等，得益于书中所涉猎新华社（包括一些分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机构同行及资料管理人员的帮助。他们帮我从那些反复搬迁的旧仓库中找到多年无人问津、布满灰尘的资料袋，按照我所开具的线索，终于抽出一份份价值或大或小的参考文献，其情其景难以忘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后记（2）
还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2007年4月的某个夜晚，已为摄影界诸多人遗忘的戴戈之老先生给我打来电话，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全部摄影资料送给我。第二天一早去取时，所带的包都装不下。年逾八旬的铁矛老师把自己私人收藏的全部文字及实物资料向我开放，供我使用。高帆、牛畏予之子，《光明日报》摄影记者高腾更是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提供资料、热心联络及述说外人难以道来的感性细节，诸事无复言表。与孟昭瑞老先生的谈话，也给我增加诸多历史感性知识。
先前，我以为单位里的那些摄影史料定是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内，但当我偶然去其中一新闻机构摄影部办事，在装修现场的楼道内看到一本散落的《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发言纪要 （—）》散装书页时，便陡增了得到这些研究资料的信心。因为我看出那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几麻袋资料，并没有被当作珍稀之物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推及其他，亦当与此境地相差无几。那天中午，我随手翻捡两本，小心地征询这家单位的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阅，他多少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拿走！拿走！
与新闻单位里那些锁在柜子里，被编号，据说会日渐升值的老底片比较，许多时候这些泛黄的资料几近废纸。在一些看似保管严谨的图片库内，照片拍摄者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任何内容、可有可无的符号，甚至空白。我去一机构的分社查阅资料时，分管的人告诉我：“很不巧，你说的那些东西去年全卖废品了。”这种境遇，倒也是现世诸多社会戏剧之一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比较起来，那些没有储藏什么具有升值潜力底片的大学图书馆倒是显出可爱来：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及其新闻学院图书馆内，收集起来，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