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 第2部分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

　　　　也就在此时，康会试中式，为第五名，殿试为二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奉旨分发工部，为学习主事。六月，康与梁启超在京创办《万国公报》。七月起，康又参预发起强学会，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张之洞捐银5000两。在此期间，康有为也结识了张之洞之子张权。以上诸事，特别是光绪帝下发康的改革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使之如同初升的政治明星，灿烂眩目。

　　　　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在南京相会，其中梁鼎芬“力为周旋”。

　　　　南京相会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底离开北京，由天津、山海关、上海，于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6日）至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光绪二十四年底（戊戌政变之后），康避居日本，写作《我史》，对此回忆称：
第4节，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值庚子事变，避居海外的康有为致函张之洞，谈起此事，称言：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欢，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日之欢”、“申旦高谈”，表明两人有着很长且很热烈的谈话。而张于此时花大量时间与康交谈，实则另有隐情。两人在马关议和期间皆主张废约再战，在换约之后皆主张变法自强，在此性情志向大体相投之下，双方的相谈也很成功，张当时对康的评价很高。由此，张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交由康有为办理；而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黄绍箕（1854…1908），字仲彛�，浙江瑞安人，张之洞的门生、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讲，恰在张之洞幕中。他当时不可能亲往上海。梁鼎芬是张的重要幕僚，此时亦准备临时回湖北。黄、梁皆是远程操控，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xjqi。

　　　　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也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在《我史》中称：

　　　　“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所其学，香涛奚取焉！”

　　　　此中所言，便是本书《自序》中所引陈寅恪提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的学说，而“使星海来言”一事，“穗石闲人”后来亦言及于此，并谈办强学会之事：

　　　　“康得进士，北归来访，留住十数日，（梁鼎芬）劝康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乃有用。康赠诗有：海内名山泰华高，南梁北盛并人豪云云。盛谓宗室伯希祭酒也。于是商开强学会于上海，时黄仲彛�侍讲绍箕同客白下，并闻斯举，意在正人心，开风气，用意甚正”

　　　　此处梁有劝言，但康是否有驳语，未见记载。以常理分析，康此时得张之助，办上海强学会，似未必会以言词顶张；不然的话，张当时即有可能与康分裂，更不会有后来上海停报之事。而两人学术取向的不同，埋下此后决裂的种子。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

　　　　“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

　　　　“洪右丞”，洪良品，时任给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时任总理衙门章京。“杨叔峤”，杨锐，张之洞的亲信，时任内阁中书。该电文是抄件，无抬头，即未注明收电方。此电说明康有为南京之行的结果，也表明张之洞当时的态度。同日下午九点，正在南通的张謇收到梁鼎芬电报：

　　　　“张状元：现与中彛�、长素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鼎芬。蒸。”
第5节，
　　　　此电由张謇录于日记中，内容与上一电大体相同，很可能是上一电的另一个版本。

　　　　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康有为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上海强学会的各项工作。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自然是银钱。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康有为发电南京张之洞：

　　　　“会章刻，待名。张园租，待款。并电上海道。为。铣。”

　　　　“会章”似指上海强学会章程，“待名”似指由张之洞领衔；“张园”是当时上海最为著名的公共场所，康在此旁边租房，作为上海强学会的办公处所。上海道，即苏松太道，驻上海，兼江海关事务（即办理海关与对外事务），此时为蔡钧。康有为要求张之洞发电上海道，以能得到支持。十月十八日，上海《申报》第4版刊出以“南皮张之洞孝达”署名、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张之洞发电经元善，支付上海强学会的款项：↗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致上海经守元善：助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又筹拨公款一千金，已交百川通汇。即交该守收存应用。并转告康主事。两江。养。”

　　　　十月二十六日，经元善回电张之洞：“奉养电谕，敬悉。百川通款昨交到，遵谕收存。并告康主事，凭伊手支用。”由此可见，张之洞拨银共计1500两，其中500两是他个人的捐款。这笔钱是上海强学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占捐款总额的六成强，且有着倡导和风向的意义。十月二十九日（12月15日），梁鼎芬又发电康有为：

　　　　“上海泰安栈康长素：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日内往鄂。一切函电可由中彛�商壶公。节。”

　　　　“壶公”，张之洞。梁鼎芬此电当是对康有为来信或来电的回复，梁表示其不日将临时前往湖北，上海强学会的事务，让康有为与黄绍箕联络，由黄负责上报张之洞。其中“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一句，很可能是张之洞本人的态度，即对康电中“会章刻，待名”的回复。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由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在上海刊行。该号共8张16版。首载《本局告白》；次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之“上谕”（廷寄），并刊文对该廷寄进行评说；再载“论说”：《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最后列《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署名张之洞，实为康有为撰）、《上海强学会章程》（以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康有为、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枏、龙泽厚等十六人“同人共启”）、《上海强学会后序》（署名康有为）。其中《上海强学会章程》，决定要办“最要者四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皆本会开办视款多寡陆续推行”。《强学报》第一册的首页，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纪年。从今天我们对康有为、张之洞政治思想的理解来看，《强学报》第一号所刊内容，与张之洞所遵从的政治学说是有所差别的。

　　　　在《强学会》第一号刊出之前，康有为与梁鼎芬（包括在其背后的张之洞）已经有了猜隙。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致函梁鼎芬称：
第6节，
　　　　“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长素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然更事尚少，比日时相过从。昨示大函，为之骇诧，延致诸君，遵宪居海外日久，多不悉其本末。惟此会之设，若志在译报刻书，则招罗名流十数人，逐渐扩充，足以集事；乃欲设大书藏、开博物馆，不能不集款，即不能不兼收并蓄。遵宪以为，当局者当慎简，入会者当博取，固不能如康公之所自出，亦不能如梁子之不因入热。遵宪居间其中，为岭南二妙作一调人，君意何如？”

　　　　未久，黄再致函梁：

　　　　“强学会事，顷语心莲甚详。公有何言语告心莲告我？康郎之堂堂乎，张乃殊觉酸楚可怜也。”

　　　　从黄遵宪的信中内容来分析，他认为梁鼎芬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在于康有意“博取”会众，有意“集款”；梁对康有为“延致诸君”不满，黄遵宪表示“不悉其本末”一语，亦有可能指康有为门徒徐勤、何树龄，由康从广东召来上海办理《强学报》。虽说黄在信中表示在“岭南二妙作一调人”，但从该信文字的基本态度来看，黄似已站在康一边。。19zs。

　　　　《强学报》第一号刊出后，双方的矛盾立即激化了。从张之洞一派后来的指责来看，主要是两项，一是刊发廷寄，二是使用孔子纪年。

　　　　《强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