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长沙，梁启超于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称：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梁启超此信是摊牌，以迫汪康年辞职。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时务报》，在其背后已有张之洞之撑腰。梁启超随后离开长沙进京参加会试，《时务报》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郑孝胥为主笔。汪又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及其一派最为担心者。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朝驻日公使裕庚致函总理衙门，称：“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而汪康年恰于光绪二十三年冬有日本东京一行。康有为、梁启超欲将此归咎于汪。黄遵宪出面发电让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梁鼎芬则出头致电湖南与黄相抗。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记称：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第56节，
四月初一日日记又称：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
而在闰三月二十一日，陈庆年致信汪康年：
“闻报馆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骇异。梁公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告湘中，词气壮厉，幸如所嘱，坚持无动，鬼神之情状，圣人知之，何足畏哉！”
陈庆年的话，表明了张之洞一派的集体态度。他们此时与康有为一派不仅是学说上的分离，而且已在政治上对立，汪康年又一次度过了危机。梁鼎芬之所以能“出为鲁仲连”与黄遵宪对抗，是其背后站着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之前夜，张之洞发电汪康年：《时务报》“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这是张的公开表态。θ米θ花θ书θ库θ ；http：//www。7mihua。com
还需说明的是，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意见极大，但对梁启超却仍存有“爱护”之心。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发电张之洞：“患疟经旬，惫甚。刻难行。届时奉闻。超叩。”这是梁对张邀请其来武昌的回电，张的原电我尚未见。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保荐经济特科人选时，张之洞保举了杨锐，也保举了梁启超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之争，以梁退出而告终，但康、梁对此并不甘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臣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尝在上海设一《时务报》局，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博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闻自去岁九月，该举人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臣恭读邸抄，该举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见，并著办理译书局事务，准其来往京沪，臣以为译书、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拟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无得诿卸苟且塞责。”
先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后，光绪帝旨命以六品衔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并不满意。此时让梁执掌《时务官报》，康亦有意以此来掌控全国的舆情。光绪帝收到该折后，当日将之交给其师傅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自翁同龢被罢斥之后，孙家鼐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光绪帝时常将重要事件交其议复。而孙在政治上、学术上又与康有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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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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