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 第3部分

　　　　《强学报》第一号刊发的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虽是倡导改革，也有“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之语，但康在该上谕后，又加说明：

　　　　“此和议成后，发廷臣奏折：一、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为，三、军机章京工部员外郎陈炽，四、协办大学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读张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读学士准良，八、侯爵信恪，交督抚议之。”

　　　　表明他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也是光绪帝交议的折片之一，这多少有点自重之意。又按当时制度，此上谕不属可以公开的“明发”（即“内阁奉上谕”，张之于宫门钞）；而属“廷寄”，即“军机大臣字寄某某”，属保密的，不可以公开刊布。虽说当时的廷寄经常外传，也无密可保，但在制度上仍可以抓抓小辫子。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这是“康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现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图。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最重要的学术分歧乃在于此。然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属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就在《强学报》第一号刊发之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发电给张之洞：

　　　　“闻还镇旧楚，为之短气。欲来相视，适病未能。母寿当归，朔前必行。局事粗定，捐者渐至。章条、报纸寄呈，稍乏书局书，乞公留意提倡。明岁见公于汉上。为。”
第7节，
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还镇旧楚”，指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回两江总督原任之事，康对此不满，称为“短气”。“欲来相视”，指从上海赴南京，康又自称生病。“局事”指上海强学会，当时亦称强学局、强学总局；“捐者”为强学会捐款者，除张之洞外，当时另有邹凌瀚、陆元鼎、黄遵宪、朱祖荣、孙锵等人；“章条”指《上海强学会章程》；“报纸”即《强学报》第一号。康表示因“母寿”即将回广东，并称明年再到武昌去见张之洞。在这份电报中，康显示了那种傲视权贵的派头，他本来是汪康年未到达之前的代理，此时执意先将事情一做到底，随即便告辞再会。他也知道与张之间矛盾已深，没有再提广东强学会之事。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强学报》的第二号出版，该号仅4张7版，载文《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必先修法度说》、《论中国之败坏于老氏、杨氏之学》，并刊出《强学报正误》，改正第一号中的错字。而《强学报》的第三号，当时已刊印，因奉到电令，而未派发。今不存世。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决裂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张之洞发电武昌汪康年，“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切盼。”此时张似仍准备以汪代康。然几天之后，情况大变。十二月初八日（1896年1月22日），黄绍箕从南京赶赴上海，准备与康有为相谈；然康已于初五日离开上海回粤，为其母亲祝寿。黄绍箕不得已于十二月初九日致信康有为：

　　　　“报纸二叶已诵讫。首列孔子卒后年月日，此为学西法，仍未毕肖，则责以违国制，已无可辞。于事实无丝毫之益，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著书，不必入报。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廷寄之件，止可云得之传闻。今直书某日军机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闻人述时政，自诩为秘密消息，辄深恶之，况此竟列入会报，将来果有秘密消息，亦谁复肯以告我，以重其逼近漏泄之咎乎？至于报中全不翻译西报，并不译列中事，而但发空言，与局刊章程显然不符。执事术学，素所钦仰，岂敢妄议高深，惟既在同会之列，即有共主之权。家君系老病乞退之身，素性耿介，不能随人俯仰，又岂肯违心曲从，重累斯会，兼以累执事乎？已告局中停报勿出，并议暂废此会，日内当即有公函奉达”

　　　　“报纸二叶”，当指《强学报》第一、二号。“家君”，黄绍箕之父黄体芳，曾在“同人公启”中列名。黄绍箕的指责，共有三点，一是孔子纪年，二是发表廷寄，三是《强学报》上的文章为“发空言”。他指出“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著书，不必入报”，即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可以自行刻书，不应刊行于以多人名义发行的公众报刊。这也是张之洞的一贯主张。而“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一句，似又说明此事先前有讨论，康有为也在复电中表示“允从”。黄绍箕虽然用了“家君”的名义，但所表达的，却是张之洞的意思。“停报勿出”、“暂废此会”、“公函奉达”等语，表示张已决定停报废会。《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对此亦称：

　　　　“讵料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绝不商量，太史与黄公屡书争之，且诋之。最可骇者，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则轻慢。太史与黄公深恶之。即日停报。自是与康不合。”
第8节，
　　　　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申报》第2版刊出消息《强学停报》：

　　　　“昨晚七点钟，南京来电致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刊，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

　　　　“同人公启”，似指《强学会章程》所列名的16人，但实际上的决定者是张之洞。“各人星散”，也说明了康有为离开之后强学会与《强学报》的情形。

　　　　也正在此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参劾京师强学会，光绪帝当日下令封禁。十二月十四日，经元善闻封禁该会的消息，立即发电张之洞：

　　　　“《新闻报》登京电，强学会奉旨封禁。宪台拨银一千五百两，康主事已支用过八百两，尚存七百两，应否止付？速候宪示。元善禀。”

　　　　由此可见，康有为办《强学报》等事，已支用张之洞所捐银800两，占其支出总数约一半。对此，张之洞回电，对该款项表示“不便与闻”，以摆脱干系。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经元善也停止了付款。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有着两个多月的交往。在此期间，南京的十多天大约是他们的蜜月期，康到上海后，平静的日子还维持了一段，梁鼎芬、黄绍箕奉张之洞之命还在劝康；大约从十一月起，裂缝越来越大，以致最后破裂。从此两人再无合作。

　　　　从事情本身来探讨，两人破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两人性格，康有为、张之洞皆是自我意志坚强的人，康不愿屈从权贵，而自认为是后台老板的张绝不会允许康如此自行其事；其二是“孔子改制”，即所谓“康学”，这本是学术之争，然到了此时，已成了政治斗争，张也不允许将《强学报》变为宣扬“康学”的阵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回到广州的康有为，致信其正在上海的弟子何树龄、徐勤，称言：

　　　　“寄来星信悉。览邓仲果书，乃知为学术不同，疑我借局以行其经学，故多方排沮（中国亡无日，生民无噍类，而彼尚如此，可哀可痛）。我向不知此意，则尚相敬也，不过意见不同，不能容耳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今一切全翻，亦不足计。今不过主笔二人待面商后，去留乃定未迟。以忌我之故，并排及孔子，奇甚，孔教其衰矣！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吾不能力争，吾亦作孔子罪人。呜呼！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孔子已矣。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死亡无日，此辈见地如此，大奇大奇仲彛�云，十二出沪。接信此时想已过。此君通达实心，惜二子不能与之谈，不能自白也。坚守数日，以此事累子，相见不远。”

　　　　由此可见当时分歧之所在。“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一句，指《强学报》第三号若排孔子纪年则不发，以免增对方的怒气，若自行不排孔子纪年“亦不可”，只能将《强学报》停办，以后另办报可不用孔子纪年。“仲彛�云，十二出沪”一句，说明他离开上海时知道黄绍箕将于十二日到上海与之面商。“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一句，即张之洞一派只是认为康有为打算以上海强学会推行其学说，双方的矛盾“尚可解”，这似乎也透露出康此时还另有“不可解”的“经学”以外的目的。
第9节，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不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1896年2月29日），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回任的刘坤一送交关防、印信、王命旗牌等件后，于二十日返回武昌的湖广总督本任。从此之后，张与康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虽说湖广总督本是地方官，两湖地面以外的事件，与张之洞并无关连；然他以儒臣之心而怀天下，忧天下，注视着天下的学术与思潮。随着梁启超因《时务报》名声鹊起，康有为在广东、广西讲学及《孔子改制考》等书籍的刊行，康、梁等人在政治思想及学术理念上影响力急剧增大，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非常警惕。而当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冬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