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政治思想及学术理念上影响力急剧增大，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非常警惕。而当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冬进京，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时，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由警惕转向担忧。
尽管从“张之洞档案”能够看到许多相关的记载，但大多是间接的材料；此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有写日记的习惯，留下了许多直接且生动活泼的记录。
陈庆年（1862…1929），字善馀，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为优贡生，选授江浦县教谕。他是一个读书勤奋的人，有文名。光绪二十三年初，他被张之洞聘至两湖书院，授兵法史。他在张的幕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所知者并不多，故能将每次与张的交往，或与张的核心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的交往都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一派的警惕、担忧乃至于无奈。
以下大体以陈庆年日记的时间为序，摘其内容，并进行说明。
《湘学报》刊出“素王改制”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897年8月8日），陈庆年记：
“薄暮，南皮师招赴八旗会馆谈宴。散后，在小亭观月。同人围座。南皮师说：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自谓尊孔，适足诬圣。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云云。反复详明。三更始散。”
张之洞之所以大发脾气，以至言及“三更始散”，是因为《湘学报》中刊出了“素王改制”内容。七月十二日，即陈记“谈宴”的次日，张发电当时的湖南学政江标：
“《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说过奇，甚骇人听湘报系阁下主持刊播，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窃恐或为世人指摘，不无过虑。方今时局多艰，横议渐作，似尤以发明为下不倍之义为亟如报馆主笔之人，有精思奥义，易致骇俗者，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报章，则此报更易风行矣。”
从电报的内容可见，张的言词已是十分激烈，大发脾气。与此同时，张又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照录给江标电报的全文，并称：“此节于世道学术甚有关系，伏望婉商建霞学使”。张之洞对湖南的报刊与学术思想，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也不时进行直接的干预。陈庆年所记张之洞对“素王改制”的指责，即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康有为初交时便出现的学术分歧，也是在后来《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主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陈庆年又记录了张之洞涉及“平等”、“平权”的言论，这就涉及到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的政治学说的解读和康的政治企图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提到了“议郎”，但只是用中国传统经典去理解西方议会制度，以说明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他此时对西方的“民权”思想，尚未有充分地了解和准确的认识。在他的学生中，也有将“民权”与种族革命混为一谈的。我个人以为，康有为及其一派此时虽也用“民权”之类的名词，但其政治思想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仍有着很大的差别，康对于清朝的忠诚程度虽远不如张之洞等人，但似还无推翻清朝的思想。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及“康学”的批判，始终围绕着“素王改制”和“平等、平权”这两点。在此后不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鼎芬与康有为在上海有一次相会，梁后来称：
第10节，
“论学术、治术益不合。康主民权，意在散君权，而托名西学，饰词变法，以愚大众。太史则言：法制已坏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补之；要在行之以渐，不可孟浪。且劝康曰：君才如此，宜恭谨逊顺，乃能有济。我但谨守六字，大清国、孔子教，如有欲叛者，吾必口诛笔伐之。”
其中的“大清国”针对“民权”，“孔子教”针对“素王改制”。此文作于戊戌政变后，可能不那么准确，但可注意到康的“主民权”是针对“散君权”而言。
陈庆年作文驳“康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灯后，已翻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取《繁露》重加编次，别标题目，并下己意，以其旨趣，亦时有一孔之论，不足凭也。”
三月十五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四条，驳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也。彼以西汉今文诸经原无残缺，古文各学并刘歆伪造，欲废《毛诗》、《周礼》、《左传》诸书，主张《公羊》，以畅其改制之说。故作此以卫之。”
闰三月初三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二条。”
陈庆年很可能是主动撰写批评“康学”的著述，这也似乎说明，此时在张之洞的幕中，以能作文批康为时尚。也恰在此时，张之洞奉旨进京（后将详述），陈庆年等人为张送行。闰三月十八日午刻，张之洞临行前面见陈庆年，当面“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幕僚，张之洞的称许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这些著述很有可能与张之洞拟办的《正学报》“报稿”有关。（后将详述）
是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阅康有为《读书分月日程》，专以速化诱新学，谓六个月即可成通儒。后附每月读书表，分经、史、子、理学、西学为五格。首二月仅读《公羊》及《释例》、《繁例》、《谷梁》、《王制》，第三月即读其《伪经考》并及刘氏《左传考证》，《礼经通论》、《诗古断》诸书。原经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恶者也。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第五月读《礼记》。第六月读《大戴礼记》。此外，群经皆不列目，惟子书略备。《孟子》亦列入子书中，诚可恨也。”
《读书分月日程》，似为《读书分月课程》，由康有为嘱梁启超作，时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康有为作序。是月二十七日，又记：“晤朱强甫，与言康有为《伪经考》，谓《毛诗》有十五伪，其说多袭魏默深，无一出心得者，则其人之浅躁可知。欲定此大案，而自家不一思索，全赖抄取以了此事，尚得谓有心得哉？强甫亦鄙之。”“朱强甫”，朱克柔，此时亦在张之洞幕中，帮办《实学报》（后将详述）。由此又可见，张之洞幕中人物时常议论“康学”之非。
保国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1898年6月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第11节，
“下晚，南皮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又记：
“诣节庵，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
保国会是康有为、梁启超、李盛铎等人在京师发起的组织。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粤东新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康发表了演说；闰三月初一日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发表了演说。在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中，由康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会中公选总理某人、值理某人、常议员某人、备议员某人、董事某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第十三条规定“常议员公议会中事”；第十四条规定“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第二十条规定“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第二十三条规定“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第二十七条规定“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若完全按照些这规定，保国会将是一个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然京师士大夫对保国会多为观热闹，真正感兴趣者很少，保国会也仅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并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孙灏作《驳保国会议》，是根据《保国会章程》逐条进行批驳，其中第二十条称：“入会须凭介绍，与各邪教有引进无异，发给凭票，极似哥匪放票”；第二十一条称：“纹银二两，轻而易举，诱人犯法，籍以肥私”。细观孙灏通篇所论，以“聚众谋反”的旧词为主旨，并无新意。此时张之洞还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所见者仅是孙灏的《驳议》，然其激烈的反康言论，却得到了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喝彩。张之洞称保国会“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不是根据保国会的实情，而是依据孙灏的说法；张又称“痛快淋漓”，显然出乎意气而不究事理。“节庵”，梁鼎芬。湖北并无保国会的活动，梁鼎芬却要排印散送孙灏的《驳保国会议》，其用意不在于非保国会，而明显是为了非康。梁鼎芬后来作《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发表，称言：“康有为在京开保国会，每人派出银二两，意在诓骗人财。所出章程奇谬者至多，即如各府州县皆设一局，每人皆要领该会字据一条，直学哥老会放飘无异，如此行径，尤为胆大可骇。”梁将保国会比作哥老会，完全根据章程，并非依据实情，而他是了解实情的。。xjqi。
叶德辉与《輶轩今语》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湖南学臣徐研甫作《輶轩今语》，以张康学。长沙叶焕彬（名德辉）作评语条驳之，现已印出。子威得一册持示，大意甚善，惜义据不详，间有游移，未甚精也。”
是年七月三十日，陈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