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吏治肃然，边防巩固，皇帝诏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带的粮食储备足供整个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仓存钱达四百余万两。
“夺情”事件从“五直臣”的角度来看，是张居正严重违反了道德纲常；而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权力夺走。“五直臣”说他贪位，从人性上来讲，这种指责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张居正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权力夺走？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将改革大业停下来，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们的观点来看，“夺情”事件似乎是言官们的小题大做。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的不回家丁忧放到今天来看，就是触犯了刑法。从这一点来讲，“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烂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也正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做事风格：顺我改革大业者昌，逆我改革大业者挨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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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之人（1）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地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竟成为现实。
其实，何心隐的死是咎由自取。当时，张首辅要打击地主豪强，他就教唆豪强起来反抗；张首辅要稳定边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数民族部落教他们作战方法。这样处处和张首辅作对，想不死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学者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与预言来看，他是个很正常的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居正的确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的确是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在大明的露面，应该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陈当时社会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嘉靖帝给出的回答是：我在炼丹，有事问严嵩。
作为翰林院的小编修张居正知道，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专擅，刚直之士大多无好下场。比如三边总督曾铣、内阁大学士夏言，因为在上疏收复河套的同时，顺便弹劾了一下严嵩父子，就被严嵩处死。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弹劾严嵩，其下场是挨了整整一百杖。张居正很明白，自己一个小编修根本无法与首辅抗衡。
隆庆元年（1567年），首辅徐阶向隆庆帝推荐了张居正。他一跃而升入内阁，迈进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官场经验和人生阅历，他觉得似乎时机已到。隆庆二年（1568年），他上疏隆庆帝，陈述当时必须要解决的六件大事。这离他上疏给嘉靖帝时已有二十年。
这六件大事就是他后来改革的大政方针。第一条，省议论。就是让那些言官尽量少说废话、空话。第二条，振朝纲。第三条，重诏令。第四条，要官员们名实相符。第五条，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第六条，整边防。
隆庆给出的回答是：我无为。隆庆“无为”了六年后，去世。死前，在他床边的高拱、张居正与高仪被任命为万历帝的辅佐大臣。
作为首辅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张居正，确切地说，他想要掌握内阁大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至于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知道。因为隆庆帝死后的半年，他就被张居正与太监冯保联合驱逐出了朝廷。
其实，最有资格讲述张居正与冯保驱逐高拱这段历史的人应该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确不负众望，在其所著的《病榻遗言》中谈到了张、冯二人驱逐自己的经过。他指出，发生于万历元年（1573年）的王大臣事件，实是张居正与冯保对自己的栽赃。
王大臣事件发生于万历元年，有一天，十岁的小万历在宫殿门口撞见一个人。此人即是王大臣，太监打扮，神色惊慌，万历身边的人急忙将其拿下，交予冯保。
后来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据他说，此人本是张居正最得意的大将戚继光派来的人。可到了冯保那里后，冯保得知他是戚继光的人后很惊慌，于是找到张居正。张居正就对他说，高拱总想让你滚蛋，我们现在机会来了，可以让他滚蛋。
在第二次审问的时候，冯保喝问王大臣：“你怀藏凶器欲行刺皇上，受谁指使？”
王大臣对冯保先前给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气，就把真话说了出来：“不是你让我说是高首辅指使的吗？”冯保鼻子都气歪了。为了杀人灭口，冯保毒坏了王大臣的声带。在第三次审问的时候，他很迅速地就将案子了结，将王大臣处斩，并将王大臣的供词（其实是他自己的供词）呈交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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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之人（2）
但这件事并不是高拱被驱逐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冯保在李太后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高拱曾说皇帝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
本来，高拱这个人一直就是个狂妄的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虽然狂妄，却不是蠢货。他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样的话，而且还被冯保听到。
这话在李太后听来意思大概有两层：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儿子；第二，高拱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瞧不起皇上？！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到河南，见到了被废乡居的高拱。两人相见，说长道短。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并尽力让高拱想起在万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当时，他把高拱扶出宫门，又与另一次辅一起上疏请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并没有被感动，在他看来，张居正这个人除了阴险以外还有虚伪。
张居正选择了与冯保合作驱逐高拱，他借太监之势力并不是想压制儒臣，而是想要实施他的改革大业，这便证明了张居正确为非常之人。综观历史，宦官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忠奸不两立”，而张居正打破了这种陈规。他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儒家所谓的“君子小人”论，就完全可以把一个迂腐的儒生推进万丈深渊。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么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天下，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历史上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虽然标榜仁义，但其所行之手段实是法家那一套。张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真谛。
许多年后，当张居正和冯保称兄道弟的时候，朝堂之上的儒生们咬牙切齿，这些儒生简直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内阁首辅与宦官为伍简直是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在张居正看来，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之举。他从明朝历史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于大明朝就是因为他离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们在一起，但绝对有大部分时间是和太监在一起的。这些人的一言一行对皇帝来讲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简单来讲，皇帝们也要靠他们来为自己服务，他们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庆去世后，冯保的权力在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亲近一个李太后。
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驱逐高拱这件事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确是个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到极致的人。只是因为一个目标，他肯把自己置身于文人们的口诛笔伐当中。
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事物的行程变更方向。张居正的意志决定了他必可改变大明的行程方向，在万丈深渊前掉转，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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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之死（1）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已躺了三个多月的床上。几年后，曾被张居正得罪过的清流文士王世贞以丰富得可以创作小说的联想力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臆测道：张首辅之死，实死于春药过度。
由他的这种臆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这样胡说。从当时明朝的风气来看，明人常常将房中术摆在枕边，为的是益寿延年，更为了纵欲而不伤身。王世贞肯定也是此类畅销书的忠实读者，推己及人，便认定张居正之死实死于纵欲过度。晚明士人风行房中术，张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贞说他“妻妾太多而无法满足她们，则每天以春药坚持”实在让人信不过。
万历十年（1582年）春节刚过，张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简单：痔疮。用中医的话来讲，痔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劳累过度，“久坐则血脉不行，久行则气血纵横，经络交错。久坐久行，劳累过度，使肠胃受伤，以致浊气淤血，流注肛门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气血侵入大肠，结积成块，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牍生涯和改革中种种不顺心的事而让常常火气十足的他得了很严重的痔疮。自担起改革大业以来，日作夜思，食不甘、寝不寐。他所忧虑的又岂止是改革大业？还有那些时刻想反对他的士大夫！其时，已经是老毛病了。所谓“十人九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痔疮虽不是小病，但绝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积习沉痼已久，非痛惩不能挽也。”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这种思想也带进了痔疮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