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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情绪，军机大臣荣禄曾对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这种想法，对其他感到大权旁落的枢臣，是极易得到共鸣的。而康有为认定老臣必然是改革的阻力，当面向荣禄发出挑战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双方如此杀气腾腾，矛盾又怎么会不激化呢？
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请安，并向太后请示开懋勤殿以议新政之事。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同治年以后，一直空关着。康有为授意宋伯鲁、徐致靖、王照上折，呼吁仿照康熙、乾隆、咸丰三朝事例，开懋勤殿，选一批“通国英才”如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黄遵宪等通达时务者和外国政治专家在此办公，日夕讨论，以做皇帝的顾问。也就是把维新变法以来实际上依然无法接近光绪的康有为、梁启超送进宫去（至于皇帝选择谁进入懋勤殿辅佐自己则是另外一回事）。富有政治经验的慈禧一眼看出这是维###人在建立制度局、议政处的设想被否决后，藉祖宗成法打压当权###的新举措，当即对光绪处理礼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恐怕是变法以来光绪帝十二次上颐和园请示懿旨第一次听到太后的反对意见。所以他感觉不好，次日在召见军机章京杨锐时，发出如下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密诏反映出光绪在观念上激进而在行动上受到太后掣肘时的焦虑。但并不是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咨询 “良策”，而不是授权救援行动，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后来康有为在流亡中，篡改密诏，欺骗外国人和华侨，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这就面目全非了。他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真正使康有为感到惊讶的是，17日光绪帝明发了一道上谕，促其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这道上谕的真实含义是很费思量的。按康的说法，这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递折请太后训政，皇帝感到形势紧迫，为了保护他而公开示警。但排比日期发现，杨氏奏折要到18日才递，17日并无征象表明局势会有大的变化。因此亦有人理解为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一种妥协；或是光绪在慈禧太后压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光绪对康有为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康在变法期间，平均两三天上一道奏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有些言论过于激烈，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气势，极为引人侧目），在给杨锐的密诏中未列康的名字就是一个佐证。 康有为对于光绪用严峻的语气促他出京肯定大不受用。为了给自己长脸，他在流亡到上海时，对英国领事班德瑞（Frederick ）信口编造说皇帝还有给他的第二份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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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空有后死身（4）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说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 这是整个戊戌变法史上最为关键的谎言。何以见得呢？其一，所谓18日早上与林旭、谭嗣同同读密诏。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入值为15日、17日；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18日早上谭嗣同应当去宫中处理公务，岂能与康有为等人聚读密诏？ 其二，如前所述，“勤王”之说是以假诏“今朕位且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为前提的，该假诏在18日尚未伪造出来，因此，维###人倘若聚读密诏的话，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们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回书房去写奏折提建议。其三，康有为说，同读密诏者中还包括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这也仅是孤证（戴逸先生引徐世昌日记，说徐本日行踪为“出城，料理回津。晚又回城”，即是去南海会馆读密诏，旋陪谭嗣同去见袁世凯，似属推测，证据并不充分）。如果徐世昌早上即读真诏，则明确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但密诏提到“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语，他必然要设法立即转告袁世凯，岂会将剩下的大半个白天继续厮混在康有为处？如果他真的留在康处，则是完全介入了军事密谋，到了晚间，谭嗣同再去袁世凯处游说，则袁对康的整个谋反计划已经一目了然，他的算度，显然就不再是站在帝后之间的选择，而是站在太后和康有为之间的选择。这样的话，袁世凯后来在戊戌日记中大可正面指出，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完全是矫旨政变，他完全可以不背“欺君告密”的罪名。
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还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的话，徐世昌也参与跪读密诏的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可是，康有为却预感要出事了。这恐怕是他已经获悉了本日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重新训政的情报。尽管四天前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和上一天命令康有为出京的上谕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在18日早上读来，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何况康有为早就酝酿要采取军事动作，密诏坚定了他实施政变冒险的决心，于是他不再奉诏设计方案，并在没有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策划当夜游说袁世凯，准备发动政变，进行军事冒险。 康有为后来在国外说，光绪给他的密诏原文，他已经烧毁了。他以为这样就无可对证。他没有想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死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出京的机会，将密诏缝在同县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宣统元年（1909年），光绪和慈禧都已作古，他们将密诏交呈都察院，也就是交给大行皇帝的弟弟兼新皇帝的生父摄政王载沣。康有为伪造密诏的真相由此大白于天下。
1910年，资政院议员陈宝琛又上《请宣布杨庆昶所缴景庙手诏并昭雪戊戌冤狱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话说回来，假如光绪真的给了康有为密诏的话，无论站在“忠君”的道德立场，还是看在江湖好汉的哥们义气上，康都应该严守秘密、保持缄默，因为此时光绪呆在北京，处在慈禧的直接控制下，透露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只会加剧慈禧对光绪的仇恨和虐待。这是政治家的基本人格。然而康有为不，他明明没有密诏，却偏要伪造密诏，并大肆宣扬光绪皇帝对他如何如何之好，由此他发誓在海外一定要“保皇”！以此来募集捐款，提供他的生活和活动所用。他后来果然凭此向华侨募集了很多钱财，则得以周游世界，广置产业，过着悠哉游哉的富裕生活。
在康有为，采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慈禧太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