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楼晚餐，“十时偕诸君步行归寓，谈至十一时卅分始别。”总之，陈布雷近半月内，从返乡到杭州，与乡亲、兄弟子女、老同学相叙，心情宽松，如“与允默携乐儿至湖滨闲步”9月5日日记中记：“……致外舅一函，附去乐儿所书一短信，藉博老人一笑，此次在慈溪，外舅屡言尔之子女均已成人，且好学知理，老怀最为欣慰，此语言之再三，予殊愿泉儿等能不负外祖父望也……”陈布雷这次赴杭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浙报社长胡健中相晤，听胡健中访日归来之感想，9月6日日记中记：“……午后电峨眉委员长告明日由杭赴京……二时卅分健中来谈三月间游历日本之情形，谓举国备战，岌岌若不可终日，都市繁荣与农村渔村之困疲均达极点，今后日本之归趋如何，殊堪注意也。”
陈布雷之亲情与乡情（2）
陈布雷虽然很忙，但是忙里偷闲，对子女还是很关切的，如1936年1月18日，陈布雷在杭州养病，记：“……偕允默、怜儿、积皑出外散步，到苏堤眺望金沙港，残雪披之，景极幽美，花港观鱼处有电影演员一队拍摄外景，雇一船作敲冰之戏，间有一二人携碎冰向凝冰之湖面抛掷之，冰随碎随溜，有能溜至五六丈以外者，戛然作金声，极可听，至净慈寺附近，觉腿倦，即雇车归寓，已十二时卅分矣……午时，蒋先生自南京来，参加航校检阅，四时往澄庐行辕谒见，承慰问周至，嘱再休养若干日，必俟病愈回京，蒋夫人赠余药一盒，旋即辞出……”
当时，陈怜（琏）在杭州念高中，而其姐细儿（）在作教师，陈布雷在1936年9月8日日记有记载：“晨五时卅分醒，六时起，作家书数缄，致四弟及细儿、阿乐等，致细儿一函较长，以其初作教师感觉新环境之不惯，故为之解释并告以补救之方法……”
最为一时之盛的是1936年10月14日，陈布雷在杭州的全家（包括同大哥陈屺怀、四弟陈训慈三家及下一代）40余人的合影，该合影由陈屺怀孙女陈明楞老太太（已85岁）保存，证实，1936年10月14日陈布雷日记中所记无误：“八时卅分，旭东来访，九时到招贤祠，祭奠先母七十（冥）寿辰，友人来祝者有绍棣……诸君，十时慕尹、孝先、荻浪同来祝……教厅同事到者亦甚多，午后周企虞、冯季铭、宣跌吾三君先后来，四时集合孟仲季三家老幼合摄一影，圻兄、望弟、产弟等亦均参加，约四五十人，圻兄谓克介公以下男女丁巳一百人以上矣，五时回新新旅馆……旋五妹、八妹、四弟妇、六弟妇及诸侄甥女等均来，在新新旅馆聚餐，均以如此团聚为难得之盛会也，晚餐后……与圻兄（陈布雷三姐夫陆思圻）长谈久之，颇以家人散处各地，一旦对外有事，不易处置，又不能事先准备，引为忧叹，十二时卅分寝。”
10月15日，陈布雷日记中记：“八时卅分往九莲村见委员长，报告由京来杭之情形，九时回新新旅社，贞柯等均来寓，家人八妹等亦来拟相约出游，适接委员长电话乃令彼等自往，余不同行。十时，偕委员长巡行湖堤，在里湖雇舟至湖心亭、三潭印月等处，至中山公园前登岸，进园略一游览遂回，午后……四时十五分到九莲村委员长命同往浙大视察……五时出，再至湖滨到孤山游览，旋至平湖秋月，周市长企虞来迎，泛舟至苏堤春晓处登岸，时已六时卅分……七时至九茅巷四弟家，家人均集，晚餐毕已十时，四弟、六弟复同来新新旅馆，谈至十一时卅分始别去，十二时寝。”
陈布雷家人兄弟难得团聚，可是这位委员长还是要他同车陪去。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1）
1935年11月1日，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刺伤1935年11月，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会上出现了汪精卫遇刺受伤事件。这件事倒并非是蒋介石授意搞的，可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大吵大闹，陈布雷看了很心痛。汪、蒋之间矛盾由来已久，陈布雷对汪精卫的文章、口才是敬慕的，可是对其为人却有微词。11月12日，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林森致开幕词，也是由陈布雷起草的。大会开了10天。蒋介石作了一个外交报告，提出了“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这个报告实质上还要妥协，全国舆论不佳；只有日本人知道了蒋介石仍是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更是大胆侵略。“五大”的宣言是戴季陶草拟要点，由陈布雷缀成文，修改了3次，费了20个钟头，陈布雷忙得不亦乐乎，身体疲惫已极。蒋介石这次又被政敌们整了一下，“五大”选了胡汉民为中常委主席，汪精卫为中政委主席，蒋介石只任两会副主席，但兼了行政院长。老改组派顾孟余当了中政会秘书长（汪精卫当然要他自己一派人当幕僚长），陈布雷是中政会副秘书长兼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这时身心交瘁，旧病复发。
大会毕后，陈布雷以“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关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为先，而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授剂服药亦无效力……”上书蒋介石请病假。
蒋介石批准请假一月，陈布雷也就于12月中旬由京回沪转杭州养病。一直到1936年2月，才回南京销假。
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后，任命亲日派张群为外交部长与日本周旋。在内政上，差不多每一周都要在官邸召集党务谈话会，各部、会长官谈话会，还有特种党务人员汇报。蒋介石忙，陈布雷当然也要跟着忙。6月间，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蒋介石真是气得不得了，他一面派陈诚、罗卓英率30万大军由江西入广东；一面又使用反间计，拉余汉谋反叛陈济棠；戴笠、郑介民还收买了陈济棠的全部空军驾机到南昌投蒋。两广起事不到一个半月即告失败，陈济棠逃到香港。蒋介石带着侍从室人员到广州去亲自指挥对桂系的战事，陈布雷也随从前去。
蒋介石一面命令陈诚进军高要，一面改派李宗仁为军委常委，白崇禧为浙省主席，重用黄绍竑为广西绥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但李、白发电报来说原就广西绥署主任，不愿离桂，蒋介石几次去电劝导，李、白终不同意。最后，蒋介石亲自飞到桂林“安抚”白崇禧，分化瓦解，李宗仁只好派人到广州表示俯就。
这时，蒋介石移住到黄埔军校，住在校长室旧房子内；钱大钧与端纳居楼上，陈布雷居楼下东边二室。两广事息，蒋介石心情愉快，晚饭后邀陈布雷一起散步，深有感触地说：
“昔年在此一小岛练兵，而得统一中国，将来本此精神，与日本抗战到底，我相信亦可胜利。”
陈布雷顺便汇报：“蒋先生，俞国华从清华毕业后来这里，请示分配何职？”
蒋介石感慨地说：“国华来了吗，好，好。国华的父亲俞作屏与我同乡又是留日同学，因公死于北伐时期淡水县长任上。我资助国华上学，今已学成，报效国家。就分在汪日章组里，任上尉书记吧！”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事先，全国发起献机祝寿，南京还将举办盛大庆祝。蒋介石意欲避寿，对陈布雷说：
“这样太铺张了不好，我只有避开，决意作华山之游。这个消息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远行太苦，你不必同行了。请你为我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报国与思亲》，在我生日前发表。这篇文章要突出忠、孝两字，要写得有感情，像读《陈情表》一样，不流泪者非孝子也；像读《出师表》一样，不感动者非忠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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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2）
陈布雷躲到上海福康里家中，闭门造车。但陈布雷写这篇文章时确实倾注了感情，当他写到“勿慑于强暴以馁其气，勿狃于急效而乱其心”，须“刻苦自强，精诚贯彻，共同一致，以报我民族于千秋万世”时，自己也禁不住眼眶湿了。
陈布雷把这篇文章寄到华山，蒋介石又叫邵力子、叶楚伧两人酌加一段而后发表。
10月30日，陈布雷飞到洛阳祝寿。蒋介石这时已到了洛阳，张学良也来洛阳祝寿。蒋介石心中很烦，对陈布雷说：
“张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七君子”获救后，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陈布雷通常是不向蒋问“为什么”的，因为这与上下级尊卑不合。但是蒋介石看到陈的眼色知道陈有疑问，随即说：
“张汉卿力陈与共方妥协意见，并谓军事家只有胜、败、降三个处置。我力斥其降字无意义，并问其在何书找到降字之处？张汉卿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亦不知作事应有阶段，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连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也不懂。”
蒋介石这时心情暴躁，因为又发生了“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拘后，引起全国极大反响，打电报来抗议、营救的连日不断。陈布雷感到很为难。蒋介石指示：“以严正剀切之词复之。”同时又叫陈布雷撰写一篇《肃清汉奸与扑灭奸匪》，竟然把红军与汉奸相提并论。这真使陈布雷两手发抖，因为把红军与汉奸等同，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可是陈布雷还是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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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陈布雷忧愤交集（1）
1936年12月上旬。
陈布雷随蒋介石在洛阳巡视。身体衰弱的陈布雷因为水土不服，劳累过度，患了肠炎。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