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者发扬之精神，又在指导政府之党。当前时势，虽极复杂，我政府之立场，不可不守定严正之态度，尊重历史及法律之系统。况蒋委员长数年来所持以统率全国，维持上下者，即在继承孙总理遗教，即在秉持正气，维持纲纪，此种精神，即领袖之生命。吾人对此种精神，应与领袖之生命，同其珍重。顺道不并存，邪正不两立。吾人坚信全国之民意，必能发挥精神力量，为政府之后盾，以讨贼平乱；又必信全体民意严正之阵容，足以扫荡各种“言伪而辩”、“似是而非”之主张，肃清一切“游移两可”、“误国偾事”之思想。此非高调，亦非空论，乃今日平乱定变之天经地义。
当前戎马倥偬，变起俄顷。盱衡时势，触目焦心。敢本舆论之职守，列举刍尧之愚见，贡献于政府，指陈于人民。爱国民众，平乱定变之情绪，自必热烈；保障民族生存之意志，自必坚定。持此精诚，秉此愚忠，督促政府，唤醒民众，必能芟夷大难，转危为安。吾人谨再以万分热烈之精诚，默祷领袖之安全，伫待领袖之归来。
这篇联合声明实际上讲出了陈布雷的心里话。
陈布雷通过张季鸾，通过各舆论单位确实为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陈布雷所撰《对张杨之训话》，节录如次：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有自私？是否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见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绝无丝毫愧怍也。……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以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断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部下也。……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却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却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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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4）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张杨之训话》名为训话，实在是给国人看的，是挽回统帅的面子，从头至尾以所谓蒋介石的人格感化使张杨感应，而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之大作用却一字不提，对各方要求抗日这一大目标也一字不提，陈布雷是一个讲究诚信的夫子，他不会不感到这是在演戏，他熟读史书，即使封建皇帝也会公开下罪己诏以告天下，陈布雷不会不想到这一点，不过身已入这一政治圈子，也只能做戏而已，此所以其难言之隐与矛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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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1）
整个西安事变，不过半月时间，这确实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为全国抗战造成了声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了局面，而对陈布雷来说，也经历着一场复杂的思想沉浮。
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交给高等军###审法庭以“劫统帅罪”判决10年徒刑。陈布雷看过判决书，主文是：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
陈布雷看了主文，心中很有感触，“政治是做戏”的念头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不是吗？主文中只说到张学良“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而把提出抗日的主张漏掉了；还有张学良是自愿送蒋回来的，可是又被说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还有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力斡旋等因都一字不提。“政治难道就是靠说谎过日子吗？”陈布雷心中无限感慨，但是他又不敢说。
蒋介石回南京没有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准备找牛惠霖医师诊治一下。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蒋介石在上海诊治时，又请了一个土医师专门按摩跌伤的脊骨，随后又到了奉化溪口休养。从1937年1月下旬到6月下旬，先后住了110天，这是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在家乡住的最长时期。其间曾去上海治疗，过春节，又去杭州休养，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他叫陈布雷一直跟着他，陈布雷在溪口时住在文昌阁临溪的小洋房内。有时上坟庄，就是蒋母墓庐的平房内。蒋介石因腰部受伤，多数日子卧在床上。他对陈布雷说：
“布雷先生，你给我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也写着，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
“蒋先生，”陈布雷有点为难，“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重望。”其实，陈布雷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知道得比较清楚。
“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的写好了。”蒋介石喃喃道：“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嗯！”
陈布雷勉为其难，开始动笔，他写下了：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
蒋介石给何应钦手令，要他停止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写到这里，陈布雷心中很烦，他编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客人太多，蒋介石住在溪口后，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妇、徐永昌、贺耀祖，还有于凤至（张学良夫人）、李志刚（张学良副官）来要求释放张学良，因为张学良也被带到溪口了。汪精卫、褚民谊也来探望。4月4日，蒋介石又为他的长兄蒋介卿大出丧，一时溪口名人汇集，林森、居正、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都来吊唁，弄得陈布雷脑子嗡嗡发响。他本来是最怕烦的人，如今这场面怎么能写得出文章！另一方面，他委实也编不下去了。蒋介石有一天把他叫去坟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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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2）
“布雷先生，你写得怎样了？”
“这，这……蒋先生，溪口近来人太多，太热闹，我心静不下来。”
“这倒也是，”蒋介石从床上半欠身子道：“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