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暮我宰园病保�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为重大失职，益感难过，遂不复能下咽……”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作短笺问介公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并与夫人孔先生谈……”之后，几乎每天去见宋美龄，12月16日记：“……忧愤悲痛，焦思无策，至六时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也不能食……”12月19日记：“……闻蒋夫人将飞洛阳，即往孔宅访之、旋至机场则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由子文先飞陕，遂送子文上机，郑重握手而别，二时卅分归寓，慨念时局忧心忡忡……四时天下雪，渐大，往佛海家与井塘、茂如、君强诸兄谈时局，五时卅分归，蒋夫人约往谈，多愤慨语，极力释慰之……”这里的宋美龄多愤慨语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2月22日宋美龄飞陕，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闻蒋夫人今日决赴西安，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十时至通济门外机场送行，同行者子文、铭三诸君，雨农亦西行……十一时视机起飞后乃归，感痛泪下……”12月26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即往通济门外机场迎委员长，此时已下机，向余点首，嘱即至公馆相谈，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见其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余趋前握手，几乎泪下，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12月27日日记：“八时卅分到军委会侍从室两次入见委员长承命发粤川各一电……晚餐后……又闻蒋介卿先生今午逝世，与蒋夫人商不令委员长知之……”连日来，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承办各事，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卿死了之事也敢暂不告蒋介石，可见蒋陈之间关系之密切。1937年1月蒋介石去溪口养伤，带着陈布雷去，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交给陈布雷看，例如1月7日日记中：“夜续阅委员长蒙难期内日记不觉夜深，摘记其每日自省自厉之格言于下：（十二日）成仁取义；（十三日）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十四日）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能无负；（十五日）以至暂至轻之痛苦，得永久之胜利；（十六日）人生几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十七日）读圣贤书，受圣明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十八日）临难毋苟免，庶不愧为黄帝子孙；（十九日）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二十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二十一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二十二日）其为气也，取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今人奇怪者，陈布雷录蒋介石“蒙难”之经过，日记中已记明“录毕觉张（注：学良）之轻忽，杨（注：虎城）之阴狠……”1月14日日记中还记上蒋介石招子文、张学良、陈布雷等同餐，“余与之（注：对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何如耳……”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2）
但是陈布雷心中仍很矛盾和痛苦，他在1月21日日记又发作起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的人，来感此痛苦呢？烦闷之至！无味之至！”1月23日日记中记：“……以见我近日太疲顿也，蒋夫人来谈，对予多激勉语……”1月29日日记中记有与蒋氏夫妇同游慈北一事：“……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余愧为慈溪人而到慈溪北乡尚是生平第一次也……”2月3日日记记：“……西安昨发生兵变……王以哲被害……”这时已奉命写《西安半日记》至杭州，2月10日日记记：“……以今日为旧历除夕，外人商店放假多来杭游览也，乃决定移寓于新新旅馆……午后小睡至三时起，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至夜九时仅成三页……余亦倦于执笔遂中辍……”2月1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至九时完成，全稿一万二千言……余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但《西安半日记》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蒋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毕，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身体也支持不住，2月23日日记中云：“……十二时面请蒋先生给病假两天，以连日实感精神太倦也，蒋先生似不愿予请假，勉之，”过了二天，2月26日“头晕仍剧，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满，不愿再续……”2月28日“……夜应蒋先生召商半月记文字，并有所指示，10时归寓，觉眩晕未已……”大概，陈布雷身心确实疲惫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记中明载：“……今日神思忽忽不乐，又萌引退之念，盖侍从室环境特殊，余来此二年余，对国事迄无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这时陈布雷又随蒋介石到了溪口，蒋经国也回到溪口了，蒋介卿要出丧，陈布雷为蒋介石写祭兄文，4月15日，蒋介卿出殡后，4月18日又随蒋介石赴杭，4月22日记又露出退意，云：“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以既管理不善即应引咎，而让贤也……”4月24日日记中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并校定西安事变半月记与回忆录之文字……”奇怪得很，从1月写西安半月记已完稿，到4月还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记中又记：“……十一时到大哥家午餐。与大姐等谈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畅，坐立行止，觉一无是处……”5月5日日记中记“四弟来谈……觉心中苦闷实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词色……”5月6日于是又请病假5天，5月7日日记中提到知友采访“对余之健康个性与工作困难问题均以无法解决……”5月12日日记中记得更明白：“……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显露无遗，傍晚五妹挈细儿来寓相视，劝余决心引退……”陈布雷在5月22日日记中最后讲明：“午后，又试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笔，苦闷之至，焦急之至……余病实伏于西安事变时透支，精神太过，今乃觉之……”可是西安半月记还要改，5月23日日记中记：“七时卅分起，覆阅西安事变回忆录，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5月26日日记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极不宁……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六弟来谈劝余往沪上休息，以为较之蛰居京寓当胜一筹，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须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记：“……午后力子先生来谈甚久，以静心澄虑相劝，知其意终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觉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记中记“……自牯岭来电话，西安半月记暂缓发售，夜心绪不佳……”5月30日记：“……午后电委员长商西安半月记事，仍请及早指定一发售之确期……”说来十分奇怪，这本仅万字的西安半月记写就不过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个多月，而陈布雷心理状态极复杂，不断出现引退之念，又有难言之隐，内心痛苦与矛盾跃然于纸上。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1）
陈布雷跟上蒋介石有21年时间，前10年开始是作为客卿身份，从1934年开始，作为侍从室主任，可谓形影不离，但是这21年中最为重要的是抗战八年从南京而武汉，1938年下半年起武汉失陷，就随侍蒋介石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刚刚结束，蒋介石被逼抗日，蒋介石和其所属部队在正面战场确也抗击过日寇，特别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陈布雷这人确实也是爱国的，所以在他为蒋介石所撰写的文告中，抗日热情，奔泻千里，也使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和全国军民拥戴的抗战领袖。
1937年的6月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有记载云：“余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两月，当去年西安事变发生，家人即以余工作太劳为忧，乃自委员长由洛到东后，受命治事，较前加繁而并不感觉特别疲劳，盖当时神经兴奋，他事均不遑计耳，此次突然颓丧，且恢复如此之难，均出意计之外，今既发现非常贫血，即应针对此症而下救治，连日注射药剂，似已渐渐生效，听其自然，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或较有益也……”这段日记披露了陈布雷的身体确实病得不轻，但“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语，当不仅指病身，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因为，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所以抱病从政，何以见得，6月3日日记中有记：“……自卅日起病体似显有进步，血色转和，精神亦佳，乃最近二三天又转劣，骨病较甚，意绪甚恶，休假已久，何能再续，心烦不止……”但是他在妻子王允默帮助下“继续摘剪报纸上之材料，自晨九时至午后五时始将三、四、五三个月之旧报整理毕，再为归类粘存于参考册内……所剪存者大抵为（一）演词（二）要电（三）经济建设事项（四）国民大会事项（五）中国问题（六）英美中心之国际关系（七）德义轴心之国际关系（八）灾况等等……”工作是够辛勤的，“夜接学素函荻浪函附下委员长手函一件惓惓相念，真不知何以报之”，蒋介石一纸手纸，陈布雷怀“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病“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