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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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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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病“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记有记载:“……十一时,立夫来谈,询予病状,切劝绝对静养,勿萦心于外物之变迁,谓烦恼何人皆有,贵在善自排遣,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问题,均可使当前扰我心曲之烦恼暂时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阐明唯生哲学者,诚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强自排遣之一方法,劝予亦作而行之,并述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谈约二小时而去,接谦夫函,贻予以《圣经》上之二语,谓“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接牯岭委员长来电,复余支电,嘱令安心静养,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殆将以悔吝终其身耳,可悲可叹……”6月8日日记载:“……午后疲惫抑郁,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为不可使蒋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蒋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陈布雷在休养中思想翻来覆去,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对救国之法却极关心,6月9日他接待裴复恒,记下裴君“……近两年专心办学,极肯用真实工夫,为余谈其办学之心得及对现时教育之意见,有极警切中肯者,如谓目前第一需要在训练各种技术人材,……从此着手而从实质上将国家现代化!则理论左右之争,绝不值得重视而将自然消灭也,此语真有见地……”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对于政治上之纷扰内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劝其继续休养,如6月10日日记中记:“……九时,谦夫先生来访,坚劝余以身体为重,应立下决心,请一较长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贻误,彼此次接两函知病状如此,极不安,故特由沪来京专为此事,向余切劝,并携来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真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也’之语,手足朋友之关切,殊令余感动……”6月11日日记中载:“……接四弟来信,劝予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其惓惓想念之情欲言又止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五妹亦函允默,询余病状,骨肉关切至此,而余终无法以慰……”陈布雷在杭州因病体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蒋介石已派他任庐山训练团之团附了,6月12日日记中载:“卢参谋集贤自牯岭来,携来学素函及铁城、辞修各一电,知余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团附——又携来蒋夫人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蒋夫人并有覆允默函,嘱余安心静养,勿亟亟去牯,且谓委员长已知余病中之情况,决可相谅云云。午后小睡一小时,读回忆录之英文本,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可见宋美龄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诸于众,不过,陈布雷却认为是“指责过当”。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2)
陈布雷还是准备上庐山,6月19日日记中记:“晨6时醒,忽然杂念纷起,觉非即去牯岭不可,百计镇静,不能入睡,七时十五分,接学素来函谓余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兴奋(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之终之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极不确当,即覆彼一函,告以检验后之病状,以山中事繁,拟即扶病来牯,进退问题,当俟暑期终了后考虑之……今日精神极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他对日本之野心表示极大之关注与警惕,6月21日日记中载:“……阅报载近卫内阁,将对川越茂归任新训令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将先从易解决者,如某项交通问题及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各报登此消息,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以余观之,殆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故略放此项消息也,自西安事变结束后,日方高唱‘对华新认识’。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静观者何。即欲觑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国人一面苟安,一面虚怯。乃竟以为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此本乐观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观矣!”
  陈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轮船,下午1时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还作了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参加听讲者约1084人。7月8日记下:“……接王外长电话,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云云,即报告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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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1)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西安半月记》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路54号,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蒋介石住在牯岭路12号,陈布雷首先去觐见。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好好休养,顺便可以为我撰些文章。”蒋介石在藤椅上端坐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说到这里,他凝思着:“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伯渠、秦邦宪等秘密到了南京,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传说中周恩来那雍容、大方、睿智的政治家风度,颇使陈布雷折服。陈布雷很想一亲周的风采。
  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来宾和陪客一共有230人。来宾都以个人的身份出席,不代表党派、团体,大多都是知识界、工商界的名流,如胡适、黄炎培、蒋梦麟、范寿康、经亨颐、张伯苓、张其昀、陈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陆费逵、洪深、潘公展、程沧波、虞洽卿、刘鸿声、范旭东等,真是冠盖云集。他们胸前佩戴着大会发给的特制的图形白底蓝色“五老峰”会徽,分别住在牯岭的美国学校、仙岩客寓和胡金芳旅社,自己拥有别墅的来宾和陪客则下榻私邸。
  庐山牯岭是一个山上的市镇,谈话会场设在牯岭市街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三面环山,前临山涧,气势雄伟。会场布置成山字形席位,主人坐中央,来客、陪客分坐三面。陪客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高级官员。
  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我国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这对庐山谈话会不能不发生影响。
  7月16日,举行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到达会场,由汪主持会议。陈布雷对汪精卫这个人有很矛盾的看法。他对汪的如簧之舌和生花之笔有点欣赏,可是对其人品总有点反感。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什么“自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他也承认“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话都是陈布雷给他出的主意。蒋介石这次发言,颇得名流赞赏,因为他不像过去那样,也不像汪精卫那样,讲得模模糊糊、不死不活了。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
  蒋介石也讲到:“……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继又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次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
  

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2)
蒋介石讲完话,便回南京去了。陈布雷留在庐山。第二期谈话会是在7月28日开幕的,陈布雷再也呆不住了,带着王允默回到南京。陈布雷对王允默说:“战事将不可避免,你还是回乡下去罢,我可以追随蒋公专心办公。”
  8月初,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特别是写《告空军将士书》,虽然只有两千余宇,竟花了16个小时才写成。他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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