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我是为了……
写到这里，陈布雷又停住笔想，难道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吗？不，不能，这样我的兄弟、妻子、儿女怎么办？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是11月8日，就是前3天，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他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一听，顿时呆了！当天陈布雷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发火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至少在陈布雷面前蒋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蒋介石对陈布雷一向是“礼贤下士”，十分尊敬的。陈布雷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时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吓呆了，他想这简直有点迷信了，难道一定是8年都能获胜吗？他不禁又想起上月11日，蒋介石在一次大会上也祈求过神灵，说：“……九一八以后17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完了！固执己见，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靠神灵，哪能不完蛋！可是这能写进杂记里去吗？陈布雷一想，又写了下去：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陈布雷写到这里又顿了一顿，他想到“自杀”总是不名誉之事，为何要自杀呢？这事怕还没有说清楚，他又执笔写了下去：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作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为什么自杀？（3）
陈布雷摇摇头，他还想写下一些与友人、兄弟之间的谈话。他写道：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写到这里，陈布雷潸然泪下。
烛光摇曳，室内静极，陈布雷站了起来，他踱着步，一边走一边想：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以死表白心迹，一了百了。但是给主子还是要写下遗言的。他知道自己一死，免不了上下猜疑，死者已矣，危及家属妻儿，这可罪孽深重。他于是又坐到椅子上，提起笔来，先给蒋介石上书：
介石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哀，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一口气写完了给蒋介石的上书，心头平静了不少。蒋介石夫妇对他的知遇，使这个书生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
当年，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和陈布雷见面时，很赏识陈的才华，马上要陈布雷跟他去作官。陈布雷谦逊地说：“我的志愿，只是想作蒋先生的私人秘书。”蒋介石很客气地说：“那我怎么敢当呢？”陈布雷说：“你是全国领袖，我作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先生怎么说不敢当呢？”当时，陈布雷不愿离开新闻这个本行，只是有事去南京住几天，给蒋介石炮制几篇文件。后来，蒋介石坚持要陈定居南京，盛情难却，陈布雷才住在南京。以后，蒋介石要陈作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当蒋介石兼任###长时，又要陈做过###次长。抗战当中，有一个时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要陈作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连宋美龄也责备陈太固执。陈布雷诚惶诚恐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摆在礼堂上也不太像样子。”宋美龄看到陈身体很差，每天送他一磅牛奶……
陈立夫的来电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促使陈布雷下决心从速地离开人世间。
这次会议时间拖得特别长，陈的秘书蒋君章等着陈回来吃饭。陈布雷回来的时候，脸色雪白，像患了大病一样。蒋君章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问：“陈先生，会怎么开得这么晚才结束？”
陈布雷答非所问：“我的脸色如何？”
杜鲁门“陈先生是否身体不适？”
陈点点头，坐下吃饭，这顿饭吃了一个多钟头。陈布雷一反过去谨慎小心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谈了以下一段话：
“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要是审时度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得能底定天下，势也。抗战胜利以来，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们想，这个仗怎么打得下去？”
“我们的存亡和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总不会坐视不救吧？”君章问。
“唉！”陈布雷叹了一口气道：“君章兄，你总记得去年8月24日魏德迈在黄埔路官邸的访华声明吧！魏德迈指责我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尚可，竟然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而9月8日司徒雷登大使的话更是露骨：‘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
蒋君章放下饭碗，点头称是。陈布雷早已停着饭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道：“11月初，蒋公派立夫到美国，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去进行活动，立夫曾来一电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那不是还有希望吗？”君章又问。
“唉！”陈布雷连连摇头说：“事出意料之外，杜鲁门连任总统。蒋公叫我起草一信致杜鲁门总统，提出‘支持我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杜鲁门怎么样？”
“立夫来电，杜鲁门拒绝了，说再援助也无补于事……”陈布雷说到这里已气喘吁吁，说：“我需要休息两天，不要让客人见我。”说罢就径自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