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琦史记 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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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史记 新读-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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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程度。他派江充率兵到皇后宫、到太子宫拆房挖地,查找木偶、布偶一类的“罪证”。打着皇帝的旗号率众有目的地到某处查找“罪证”,你想还能查找不出来吗?气得太子忍无可忍,把江充杀了。于是有人跑去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造反了。汉武帝一听,就派丞相刘屈氂率兵###,太子则认为是皇帝被奸党控制,存亡不可知,于是也调集京城里的兵员进行抵抗,两军战于长安城中,死者数万人。太子下令让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发兵助己,任安口头答应但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最后,太子兵败,皇后卫子夫自杀。太子逃出长安,向东逃到湖县,最后自杀身死,一起被杀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小儿子。
  当时的汉武帝已经昏了头,他先是不察缘由,只顾愤恨太子的“造反”,因而把凡是与太子有关的人和不愿为难太子、放太子逃走的人,如御史大夫暴胜之、丞相司直田仁等一群高官都被杀掉了。
  后来汉武帝渐渐发觉所谓巫蛊害人根本不可信,发觉太子并无反心,于是他又寻找借口强加罪名,把镇压太子的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把靠着与太子坚决作战而提升为御史大夫的商丘成也予以处死;把围攻太子、追杀太子的官兵也一律处死;将脚踩两只船、按兵不动的任安,也以“老奸巨猾、坐观成败”杀死。
  汉武帝心里想念儿子,同情儿子的被诬陷,他让人在皇宫里搭起一个高高的可以向远方眺望的台子,他站在台子上望着儿子自杀的方向默默伤心;但他却又始终坚持不给太子和因与太子有牵连而被杀的人们平反。直到他几年后死去,也没有做这件他应该做的事。
  这场惨烈的横祸是汉武帝自己一手造成的,它发生在汉武帝临死前四年的征和二年(前91年),当时他六十七岁。
  这场横祸不仅殃及社会,殃及无辜的平民与下层士兵,也殃及汉武帝自己的家族、亲人,而且对已是老年的汉武帝自己的身心也是一种莫大的摧残。这样一场荒唐、惨烈的政治悲剧居然发生在汉武帝这样一个有辉煌功业、有惊世作为的伟大人物的身上,这是由汉武帝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造成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
  

千秋功过说汉武(6)
读历史的人们读书至此,常常掩卷沉思:如果汉武帝能早死五年,或者能在五年前将国家政权传给太子刘据,那该多好呢!那样既能给国家与黎民百姓减去许多苦难,也能让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地位提高很多。
    尾声
  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享年七十一岁。
  在汉武帝临死的两天前,他宣布立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当时刘弗陵虚岁八岁。
  汉武帝在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前几天,他突然把太子的母亲钩弋夫人唤到跟前说“你的罪不可活”,不由分说就把钩弋夫人拉出去杀了,而转天就立了刘弗陵为太子。有人问他:“你既然已经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什么还要杀他的母亲呢?”汉武帝回答:“古往今来的许多国家出乱子,往往就由于皇帝幼小、太后年轻,从而造成女主专政,淫乱宫廷,谁也没法管。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当年吕后的事情吗?”
  这个悲惨的故事,在过去的历史上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美谈”,被说成是一种英明果断处置问题的范例,并说“汉武帝”其人,真真地是没有辜负他这个“武”字。
  但当社会进展到今天这种重视人权、重视理性的时候,人们对汉武帝的这最后一笔又应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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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绝代太史公(1)
  ——司马迁与其《史记》
    一 司马迁的生平与其忍辱著书
  司马迁像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享年五十六岁。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来岁,大体与汉武帝相终始。汉武帝时代的特征,开始时正当汉代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是经过一种休养生息而达到了经济恢复、国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时代。据《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也正是在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汉武帝一方面对国内制度进行了以尊儒为特征的一系列变革,主要有进一步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内统治,进一步强化推行披着儒家外衣的酷吏制度,进一步推行了具有战时经济特征的盐铁铸钱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以及富有儒家色彩的文化教育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对周边诸民族、诸小国的大举用兵,先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等。这些战争都取得了胜利,扩大了大汉帝国的版图,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物质文化的交流,从而使大汉帝国的威名远播,使汉武帝时代成为了我国四千多年历史上少有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与此同时,生活在汉帝国的黎民百姓也为这些连年的战争、徭役,为支持庞大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付出了极其惨重、极其痛苦的代价。简括地说来,就是一面是辉煌,一面是苦难,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史官家庭,这个家族中曾出过许多为不同时代的国家掌管过天文、历史的人物,出过多位杰出的军事家,出过多位管理经济、管理市场的人才。《史记》中所以能够如此精彩地写到大量的军事知识、经济学问,特别是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能具有与当时官方如此不同的经济思想,应该与司马迁这种独特的家庭影响有关。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劳动,接触过下层人民。后来周游天下,考察社会与地理、文化,这一方面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重视下层人物的思想,《史记》能把许多下层人物、小人物写得如此生动活泼,能对他们的评价如此之高,应该与此有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当史官三十来年,他已经在着手搜集材料,准备写《史记》,但没能完成。司马谈在临死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要其子完成这项历史重任。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生前官任郎中,也就是为汉武帝充当侍卫、侍从人员时,曾受命到新拓展的西南夷,也就是今天的贵州、云南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其父任太史令,并着手写作《史记》。当他写到第六个年头时,因为他的朋友李陵率兵###匈奴失败被俘,司马迁为他的失败责任做过开解,因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司马迁因不愿自己的写史重任半途而废,故依照当时的条令,自己申请改判为了宫刑。
  受刑后,司马迁已与太监无别,故而忍辱进宫在汉武帝身边当了管理文秘的中书令,同时坚持写他的历史书。又写了八年,基本完成,被称作《太史公书》。直到东汉后期才开始被人们称作《史记》。
  受宫刑对于司马迁的肉体是一种莫大的摧残,对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一种莫大的污辱;但对于司马迁考虑问题的立场角度,对于司马迁观察事物的深刻锐敏,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升华,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催化、极大的提高。《史记》中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民主性、批判性,能有如此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都应该与此紧密相关。
  

文章绝代太史公(2)
  二 《史记》其书的规模体例与《史记》其书的性质
  《史记》其书的记事上起黄帝,经尧、舜、夏、商、周、秦、汉,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时间跨度共约两千多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史记》的构成共分五个部分:
  司马迁祠其一是“本纪”。一般说来,“本纪”是以帝王为纲的全国大事纲要,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文帝本纪》等都是这种样子。但夏、商、周时代的史料稀少,没法按帝王分篇,故只能一个朝代为一篇。《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虽名为“本纪”,但实则是个人“传记”。司马迁所以把他们列入“本纪”,是因为他们确曾在一段时间内向全国发号施令。当然这也表现着司马迁的一种特识。
  其二是“表”。“表”的用处是把复杂纷纭、千头万绪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还把“本纪”、“世家”、“列传”所不能叙述到的人物、事件从中开列出来,以供研究者查找。
  其三是“书”。“书”是关于国家典章制度与各种事务的专门史,如经济、军事、水利、天文、祭祀等等。为了表示尊儒,故而把《礼书》、《乐书》放在最前面,儒家不是喜欢鼓吹“礼乐治世”吗?
  其四是“世家”。“世家”是有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历史。这里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他们的爵位封地都是从周天子那里接受来的,这方面的篇章有《齐世家》、《鲁世家》、《楚世家》等;另一类是被刘邦封侯封王的开国元勋与刘姓子弟,这方面的篇章有《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楚元王世家》等。其中《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的列入,表现了司马迁的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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