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问好，因为在航天飞机飞行期间他们控制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向他们显示我们的家庭照片。我们为送给他们的国家宇航局画像亲笔签名。我们试图让他们明白，我们不仅是职业宇航员，而且更是普通人。我们希望他们比正常人反应慢一些，而且不会是乱开枪的。我们想出现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刻。
“我不是曾经让你看过我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吗？”
我曾经约会一个妇女，她的父亲是前海军飞行员。他曾和宇航员约翰·葛伦在同一空军战斗机中队服役，在韩国战斗过。对我来说想像我约会人的父亲的形象是困难的，他曾是一名昂首阔步的美国海军战斗机领航员，现在他走路只能弯腰慢慢地移动，几乎是一幅虚弱的表情。他的剩余头发很稀少，颜色发灰，他下垂的眼皮遮住了他灰色的眼睛。
一天晚上在达拉斯他的家里，当我等着约会时，我在他的书房看到了他的战斗机日志。我用拇指翻阅，直到找到记录他在韩国的战斗任务。作为一名年轻的战斗机领航员，他记载了许多突袭情况，有时描述得很细致。一次战斗后，他被迫颠簸着飞回空军基地，靠着缺油的光照亮归途。在检查飞机后，地面人员下了结论，说一颗子弹穿过了他飞机的油箱。
一个星号标明了另一个记载，它的下面写着“杀死”这个词，紧接着一个问号。因为我想找到更多的能够引起联想的记载，我离开书房，走进起居室，我的约会人的父亲斜倚在他的皮沙发上。读着报纸。
“对不起，先生，我碰巧看到你的日志，这里确实有一些有趣的记载。”我说。
他笑了，拿着这本日志，开始追忆往事。我问他有关记载的情况。他的眼睛显出活力，开始再次变得年轻。他以海军上校的身份说他曾经的经历。
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如何发现他的北朝鲜对手试图向他的空军队中的另一架美国战斗机开火。为了救援他同伴的生命，陆军上校飞到他对手身后并向他的对手开火。 。 想看书来
“杰瑞，在我开火后，我看到我的子弹穿透了敌人飞机的机身。我看到他开始向地面跌落，接着他的飞机钻进下面的云层里。在那个时候，我的注意力转向别的敌人战斗机，我上升并且准备迎击下一次攻击我们的敌机。最终，北朝鲜撤退了，我们也停止了进攻。但是在那时，我忽略了刚跌落的第一架敌机。你知道，存在这样一种规则：除非我们看到敌机坠地，否则我们不能认为它已被击落。但是我知道我击中了那名飞行员，我应该为此而得到荣誉。”
听着他的声音，看着他举止，他的自信感，我能够理解在那个特殊军事战斗中他的行为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在他的一生中，尾随作战是一个有限的时刻。他的记忆力恢复后，在韩国战斗机事件对他来说仍是很新鲜，大约35年后，那些事情仍在记忆中，他能够复述每一个细节。事实上，他的记忆能够记录尾随战斗的每一秒。他并不是真正地告诉我一个故事，更准确地说，他正在复述往事，而且仅仅是叙述的形式。在讲述往事的过程中，他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回忆往事上，而不是我。尾随战斗是不能忘记的。
在我临死之时的某一天，我可能再一次回忆乘亚特兰蒂斯号到“和平”号上的情景。进入太空将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之一。在八分半钟时间里，我坐在一个难以控制的爆炸物上。
加速度是可怕的，能量是惊人的。在上升期间，我如此警惕，如此颠簸，我的头脑记录着事件，不是模糊地、偶然地，而是精确地、永久地。一秒接着一秒，呼吸越来越困难。
显着的比较（某一时刻有加速度的作用，另一时刻身体处于失重状态）如此突然地使人震惊，以致于我不会忘记从地球人到太空人转变的每一时刻。我欣喜地知道“我们成功了！我现在在太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叫喊。
9。一百吨的航天飞机对接（上）
方位助推器位于亚特兰蒂斯号的前面和后面，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迈克从头顶窗户伸出脖子，抓住位于亚特兰蒂斯号驾驶舱上两个助推器控制棒。每当扭动、推动或者拔出控制棒时，助推器都喷出黄白色的蒸汽。
一旦航天飞机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航天飞机的飞行轨迹将像一个围绕篮球场的呼拉圈。航天飞机围绕着同一轨迹不停地运动。改变这种假想的呼拉圈与篮球场倾斜的相对位置的代价是昂贵的，需要改进推进方式，因为改变航天飞机的轨道与地球赤道的角度的确需要巨大的推力。然而，增加呼拉圈的直径并不昂贵；也就是说，航天飞机的轨道路径能够通过上升来调整，借助燃料助推器来稍微增加轨道的速度是能够办到的。尽管这种策略需有额外的燃料，但燃料费用远低于试图重新确定航天飞机轨道倾角所耗费的费用。
一旦，航天飞机遵从一个给定的飞行轨道之后，因为改变轨道的倾斜（或者用飞行力学术语来说，改变轨道的倾角）证明是不实际的，发射航天飞机进入最初的正常轨道就显得很重要。如果是与另一个宇宙飞船（如“和平”号空间站）对接，这样做就非常关键。
轨道是如何确定的呢？为了确保航天飞机能够正常地与“和平”号在指定地点相会，需要调整发射时间，保证航天飞机能被推入与“和平”号正在环行的围绕地球运行的同一轨道上，同时稍微滞后一些，并且位于较低的高度。考虑到航天飞机本身的情况，“和平”号飞行要超前而且比航天飞机的最初轨道要高。
要有推进剂余量，以致于航天飞机能够弥补发射稍微滞后而产生的距离，但是余量是很小的。例如，航天飞机发射延迟超过六分钟，也就是说靠着储存的燃料，它将没有能力赶上“和平”号。六分钟的最佳发射时间是固定的，超过六分钟的延迟是不能接受的而且需要重新考虑别的发射日期。这些快速严格的要求需要在发射最佳时间倒计时之前，发射前的检查能够迅速解决一些暴露的技术问题。显然，在最佳发射时机期间倾角和横越大西洋的紧急着陆基地的天气情况能够符合条件也是关键。
很幸运，我们的任务像钟表发条一样运行正常，我们在1月12号的早晨4∶27∶23发射，正如计划的那样准时精确。航天飞机在整个动力飞行状态中无故障，在主发动机关闭时我们被送到空间的指定位置。我们不仅像计划的那样处于空间精确点，而且达到追赶“和平”号的最佳速度。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能够靠定期地点燃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上的一些小的轨道推进器来追赶“和平”号。
在接近“和平”号期间，我们的全体宇航员忙于把亚特兰蒂斯号从一个发射装置改造成一个轨道实验室和输送货物装置。我们打开通向Spacehab舱的舱门，它是一个公共汽车大小的压力舱，安置在有效载荷间，靠通向亚特兰蒂斯号甲板中部的一个密封的管道连接。一旦Spacehab起动，我们将能够进行材料加工，流体物体和最基本的生物实验。我们不停地积极地点火推进器，控制接近“和平”号的距离间隙。尽管相当麻烦，但我们能够做实况采访。
最令人难忘和幽默的采访是我的一名船员约翰·格伦斯菲尔德实施的。约翰作为一名MIT的大学生在波士顿生活了许多年。在波士顿，他在一个修车厂工作，修车厂由两名MIT的毕业生经营，之后从事流行广播节目“Car Talk”（汽车谈话），这种节目形式需要人们提出有关他们的汽车问题和需要修理的问题。
约翰是一个发音清晰的有幽默感、有情调、有乐趣创造感的天体物理学家。在我们发射前，他安排展品的制造商对两个节目主持人作恶作剧。我们在轨道期间“汽车谈话”的制造商把约翰的“电话呼叫”接到深信不疑的两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处。
约翰开始向节目主持人抱怨关于政府制造的确实使他不愉快的汽车。依照约翰的观点，对政府制造汽车的辩解是可怕的气体里程……真正的气体魔鬼。而且，这个特别的汽车在开头的两分钟内极端不稳定（有许多颤动和振动），之后才运行正常，但是在八分钟后进入运行，要命的事情将完全不存在！
“不！”约翰向其中的一名节目主持人的质疑回答道：“加速得很好，非常好。”
在更多的向节目主持人开玩笑后，约翰开始挥动他的手：“不，汽车达到相当高的速度，大约17500英里/小时。”
在这一点上，更加吃惊，现在完全怀疑的节目主持人问：“这是谁？”
仍在操纵着机器但是笑容满面的约翰答道他是在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上的一名宇航员。
在做实验和向波士顿报告之间，我们快速追上“和平”号。登上航天飞机时，我们注射了菌苗。我们的计划是向空间站运送大约六千磅的物资。包括一个一千多磅的美国科学设备，一个二千多磅的俄罗斯提供的货物——食物、衣服和“和平”号修理部件，以及我们将使用的600磅水。
在给亚特兰蒂斯号提供电力的过程中，我们在燃料室里把液态氢和液态氧混合，反应后的副产品是水。一些水用于在航天飞机任务期间个人消耗，多余的水我们通常将排到飞机外面。如果我们到“和平”号，这些水将保留，这种情况下，水将转移到密封的可携带的袋里。每个袋里大约能容纳二十加仑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对接后从航天飞机上把这些水袋从航天飞机上转移到“和平”号上。转移的1600磅水将用在“和平”号上的我以及同事们喝水或者制造氧气——通过对H2O的分解作用再一次产生氧气和氢气。产生的氧气将被宇航员消耗掉；我们将向真空空间排出氢气，它是一种易爆炸气体。
在亚特兰蒂斯号和“和平”号之间，惟一下边的真实的航天飞机和“和平”号之间的协同关系是我们失去一个相当好看的景象。在水转运的期间，当水立即结晶时大风雪将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