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宇航员申请表的成就部分，我注明曾仔细阅读过《战争与和平》。面试委员会觉得这种开头很有趣，因为接下来列举着我的各种学位与军事荣誉。我只是告诉他们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且我将它从头至尾地看完了。我想他们明白我的言外之意。我努力表现的精明与幽默几乎是有预见性的。在小说中，俄罗斯人完全被拿破伦与他的军队吓倒，几乎全线崩溃全军撤退。双方都经受着俄罗斯无情的寒冬的痛苦煎熬。俄罗斯人坚持下来了，进行反击，最后取得了胜利，将拿破伦赶出了莫斯科。莫斯科一片废墟；那里的生活从此不同了。
我的毅力与我的宇航员同伴的忍耐力同样受到了考验。“和平”号里严酷的环境几乎击垮我们。面对挫败，有时甚至是死亡，我们发挥了忍受的潜力，在事故中奋起，一起工作。最后，我们胜利了。这次经历从此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
现在我给儿子们阅读很浅显的书，大多是儿童书籍，作为睡觉前的故事。我喜欢它们。它们都有一个快乐的结尾。
杰瑞·M·利宁杰
萨顿贝，密歇根
1999年5月
1。仰望苍穹
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宇航员。在这个太空角逐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又有哪个没有这样的梦想呢？
毫无疑问，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宇航员。在这个太空角逐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又有哪个没有这样的梦想呢？
当然，作为一名底特律东部长大的年轻人，我曾经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而犹豫不决。我希望有一天成为一名牛仔，后来又想当一名消防员。然而，就在1969年7月，当我随着家人去加拿大的Ipperwash省立公园度假时，我决定将来要成为一名宇航员。那时，我仅14岁。
Ipperwash座落于休伦湖东岸。它既是一个家庭度假的胜地，同时又是加拿大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我们通常在湖边宿营。我记得那湖水即使在夏天也让人感到丝丝凉意，清澈的湖水，湛蓝的天空，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游泳，打闹，捉迷藏，这就是我在Ipperwash度过的难忘的时光。
一天，在宿营地吃完晚饭后，我和哥哥肯一起去沙滩散步。我们哥俩肚子里塞满了热狗和烤豆子。当我们沉重地将身子躺倒在沙滩上，注视着太阳照在休伦湖上的最后一丝余辉时，月
亮已经升起来了。
“真不可思议！此时正有两名宇航员在月球上。”肯说。
“是啊！简直无法想像。”我满怀敬畏地说。
我们静静地躺着，揣着深藏于男孩心底的念头，幻想着月球上的种种景象。我甚至猜想、月球上的那两名宇航员是否也在向下注视着我们这两个休伦湖边的男孩呢？
我首先打破沉默，提议回宿营地看电视节目。而当我们回到营地时，我们发现富有创意的人在野餐桌上摆了台黑白电视机，差不多有二三十人聚在一起在观看，一台汽油发电机正在为电视机提供电力。
我和肯好不容易才挤到前排，坐在沙滩上，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布兹·阿尔德林将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宁静的海上。
尽管发电机发出的噪音淹没了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评论，但那一刻，我们仍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那种与我们一样的敬畏之情。事实上，克朗凯特先生，这位我眼中的“大人”，已经是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虽然只是个14岁的孩子，我隐约感觉到了自己正在亲眼目睹一个壮举。正是这个壮举，使所有的宿营者都离开火堆，放下酒杯，聚集到电视机前。在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名宇航员，像那两名在月球表面行走的人一样，我也要变得不平凡。
2。成为一名宇航员（上）
如果我这一生已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飞行中去，那么在严酷的高标准的宇航员训练中，我也绝不会退缩。
现在回想起所有在那晚以后作出的决定，我不敢说每一个选择都紧紧围绕着成为宇航员这个根本目标，但这个梦想，却是始终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的。
我申请去美国海军学院念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宇航员都是从安那波利斯毕业的。而且不得不承认，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我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先于我上大学，我的父亲是一名电话接线员，赚钱供他们三人念书已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更别说再多一个我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恐怕已经负担不起又一个大学生了。所以当议员卢西恩·尼齐推荐我去安那波利斯，而父母得知他们不用为我的学费、食宿费出钱（实际上，我在安那波利斯还能拿到补助）时，决定已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去海军学院读书，要么去工作。
最初的时候，我讨厌这所“船校”。我猜想要不是被剃了个极其难看的头，没脸回家见朋友的话，一星期后我就会逃离这所学校的。但过了几个月后，我开始喜欢安那波利斯了，尤其当我发现该校学术水平是一流的时候。现在我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喜欢那些课程，但在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说的。
除了工程学、数学、自然科学课程外，我对学习新技能也很感兴趣，如驾船、射击瞄准、星上着陆、航海等。尽管我算不上特别聪明，但我有超乎寻常的求知欲，求知欲是最伟大的驱动力。通过严于律己，我在一流教官的指导下学会了一技之长，并且学术上也搞得不错。一年以后，我凭借基本无过失的记录和全优的成绩，和其他19名海军学校见习生一起被选拔去学习一门新开发的专业——生物科学。
这样，我们除了学习安那波利斯规定的普通工程学课程外，又要学习医学预科的课程。如果学习这一专业的学生能被医学学校录取，毕业后海军总部就直接派遣他到该校就读。
三年以后，即1977年6月，我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我兴奋地将帽子抛向天空中，然后佩上海军少尉的肩章，昂首阔步前往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医学分校。
现在，我的名字正常写为：杰瑞·迈克·利宁杰，医学博士，系统管理科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哲学博士。修完医学学位以后，我继续攻读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而自我的“和平”号飞行生涯开始以后，我被三所不同的大学分别授予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总被称作“博士，博士，博士。”但我本人更喜欢被称作“杰瑞”。
每当有人拿我取得的学位数目开玩笑时，我就会这么回答：我学得太慢了，所以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学，直到学会为止。随后，他们的评论总是千篇一律：“你脑子里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都肯定已经被塞满了。”我反驳道：“任何人都不应低估大脑的实力，退一步说，就算整个脑子都被占满了，人们总还可以采取‘覆盖’的办法。”
求知欲总是占上风，我对此总是束手无策，这似乎是个难以驾驭的特性。我绝不是一个杂耍演员，我承认我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但我从不在皮带上别着一个计算尺或计算器，我实际上更像一名纯真的少年。美国国家宇航局在我的档案中这样写道：我喜欢参加马拉松、
铁人三项赛、海洋游泳赛、下坡滑雪和越野滑雪赛、潜水和徒步负重旅行。我和一位漂亮的女子结婚并养育了三个可爱的小男孩，我觉得自己生就这个怪癖：我更喜欢看科技杂志，而讨厌看电视和无所事事。我无法抗拒体会新事物的诱惑，并且由衷地希望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尽管我在安那波利斯的第一年曾有挫折，但海军生活确实挺适合我。我周游世界，在各种领域从事各种工作。随着地区与工种的更换，我的军衔不断提高。
我在圣地亚哥完成了外科实习，并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接受了空间医学训练。我在菲律宾共和国的库维波因特当了两年的飞行外科医生。之后，我又成了圣地亚哥一位三星级海军上将的医学顾问。
上将吉姆·瑟维斯控制着美国海军航空局一半的资产，他的权限涉及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海军事务。他的职责是保证美国海军的航空站和航空母舰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作为他的医学顾问，我对任何有可能影响军队战备状态的医学事宜都提出了建议。另外，我还参与对上将的航空军事行动医疗队的直接援助。这支部队汇集了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外科医生，管理减压舱的生理学家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海军航空站基地的临床医生。
瑟维斯将军是一位真正体恤下属的领导。他深切关怀手下每位海军成员的福利，包括他们的长远健康。因此将军命令我为其手下的所有舰队与航空站设计并推行一个健康改良计划。
最后，上将与我决定实施一个全方位的保健计划，它大至针对东非军港的爱滋病威胁所作的海军教育，小到减少军队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整个方案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即如果能有效地减少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碍，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海员可能倾向于骑车去上班，但当他的车道几乎全被一辆辆路过的汽车侵占时，他就会选择开车去上班。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所有海军航空站正在整修或新修的道路上都加入了自行车道。船上也增加了健身房。啤酒自动售卖机被从生活区挪了出去，在军官休息室和食堂内新增设了色拉柜台。
实际上，我们不只是在食堂的前堂与中央增设了色拉柜台，我们还将冰淇淋与甜品供应点挪到了不起眼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少其吸引力。根据一名善于观察的机灵的海员的建议，我们将原本卖冰淇淋的一名年轻妇女调到色拉柜台。这个海员告诉我，那地方的冰淇淋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其实与冰淇淋或什么果仁、调味酱无关，海员们之所以频频光顾这家店，无非是为了有机会与这位极富魅力的女售货员搭讪。在调整了色拉店与年轻女服务员的位置之后，冰淇淋的销量大幅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