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州反抗德川幕府成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是大名首次反抗幕府成功，而长州反抗成功也是因为萨摩藩决定不与幕府军联合。两藩是争夺朝廷支持的对手，而朝廷在失去实权一千多年后现在感觉这是夺回实权的机会。两藩在1863年为争夺朝廷支持而交战，而萨摩胜利了；但不久后两藩缔结同盟。这同盟也是划时代的事件。
1867年1月有一位新将军庆喜（1837～1913）。他异常能干，采取了若干建设性的行政改革。他也热衷幕府与朝廷进行建设性的和解。幕府的反对者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拖延可能对自己不利，因为改革后的幕府将能持续下去。
在与长州有关系的朝廷贵族岩仓具视（1825～1883）的协助下，由萨摩藩与长州藩领导的外样藩同盟设法获得一项要求废除幕府的朝廷敕令。靠着这权威，他们在1868年1月3日占领皇宫，宣布“王政复古”。虽然幕府支持者的反抗继续了一些时候，庆喜本人经过短期的犹豫不决且不合作反抗后，奏请奉还大政。他退隐至静冈，平静地度过他剩下的45年人生。
王政复古的天皇是一位15岁的男孩，名叫睦仁（1852～1912），年号“明治”（光明的统治）。他在前一年，1867年1月，其父孝明（1831～1867，1846～1867在位）死后刚刚即位。孝明之死有诸多争议，他很可能是被毒死的。
下毒理论最直率的支持者是唐纳·卡尔曼（Donald Calman），他断言孝明被暗杀。当时在日本的日本学专家恩斯特·沙托（Ernest Satow， 1843～1929）也似乎抱持这种意见，许多现代医生也这样认为。对比之下，康拉·托曼（Conrad Totman）认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天花是其死亡原因。
他不完全支持王政复古运动，宁愿朝廷与幕府结合。他的死当然有方便之处，倒幕派获得了最重要的天皇敕令。他的死也去除了倒幕派面对一位不情愿的、难以对付的成人天皇的可能性，且反而留下一位可能可以操纵的男孩作为国家元首。
总之，持续将近700年的幕府统治结束了。外国鬼子回来了，没有想离去的样子。外国鬼子第一次出现时，一幅根据日本“放屁比赛”的风俗绘制的流行漫画描绘西洋人被日本人的屁吹走了。但是这个情景只是夸夸其谈，外国鬼子没有被吹走。相反，外国鬼子最终打开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西洋人占了上风。
本章综述（1）
武人德川家康与他后面的几位继承人，强化了16世纪后半期展开的统一过程。基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成功与在许多情况下两人的实际政策，他们能够复兴幕府。德川家族占据将军职位达两个半世纪。德川政策的主要推力是尽可能保持日本在稳定的正统主义状态下，这包括去除西方的威胁（由天主教对幕府权威提出的政治威胁所象征）以及有效地封闭日本跟外界隔绝。其他控制的机制包括大名定期到幕府所在地江户参勤交代、依据战略需要重新分配各藩领地、社会阶级的阶层分离、限制旅行与交通、宵禁、监督、连坐法，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规定。违反规定通常意味着遭致无情的惩罚。
尽管理想是维持现状，但重大的内部改变发生了。尤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秩序的实际改变。例如，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武士因为无仗可打而弱化（武士实际上变成官吏，但却意外地被理想化）。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出现，以商人作为中心。此外，儒学的提倡原本旨在支持正统与秩序，却也出人意料地改善了教育水平与批判的思维。借着强调天皇为最高统治者，儒学也提出有关幕府的合法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中国对日本的过度影响、注重过去、以神道与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崛起了，这些发展对苦恼于腐败无能的幕府绝不是有益的。
幕府因这些国内因素可能终会垮台的，但幕府的末日碰巧因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提早来临。列强要求通商和其他权利，并强迫日本签订屈辱的条约。尽管幕府是日本的军事保护者，但却没有能力防卫国土对抗外国威胁，这使得长久以来反对幕府的外样藩有机会发动有实力的政变，尤其是萨摩藩与长州藩。他们的行动是机会主义与真正民族主义的混合。1868年初，末代将军不得不辞职。在这两藩武士的支持下，少年天皇得以王政复古，开创日本史上的新时代。
本时期的关键发展摘要于表3—1。
表3…1德川时代的主要发展
发展 时期
幕府重新建立 17世纪起
外国人被驱逐，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被镇压幕府控制政策就绪 17世纪早期至中期
至17世纪中期
武士角色转变为官僚 从17世纪中期起
新的市民文化发展 从17世纪中期起
以神道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开始发展 从18世纪早期起
人口停止增长，经济繁荣 从18世纪早期起
教育普及 从18世纪中期起
外国人又来“纠缠” 从18世纪晚期起
人民对幕府愈来愈不满 从19世纪早期起
外国人以压倒之势返回，日本重新开放门户，国家受到屈辱 从19世纪50年代起
外样藩武士向幕府挑战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起
幕府被政变推翻，天皇王政复古 19世纪60年代晚期
我们也看见了和今日日本相关的价值与做法。有些是必然的结果，有些似乎是选择的结果。这些价值与做法列在表32。
表3…2德川时代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流传广泛的正统主义与顺从主义
⊙普遍的服从权威（至少形式上）与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的理念
⊙接续前代的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与引申而来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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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综述（2）
⊙继续将“犯错”与捣乱、不服从划上等号，不与邪恶划上等号
⊙对性的道德观念是较宽松的
⊙连坐的集体责任，靠互相监视与无情的惩罚来厉行
⊙对陌生人谨慎与内团体／外团体意识强烈
⊙经济的机敏，即使在许多农民家庭之中也是如此
⊙许多非武士的物质主义感
⊙持续生命相当不值钱的观点
⊙高度重视教育
⊙和风儒学的复兴
⊙武士道的理想化
⊙强化民族主义感，尤其强调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
⊙被西方列强压迫的屈辱感
这些要点之中有些与今日日本明显相关，诸如顺从主义与服从，教育与儒学，民族主义与对陌生人的不安。武士道的理想化很重要，不仅理想化本身重要，作为掩饰历史现实的象征也很重要。
某些其他要点有助于解释先前时期的矛盾。例如，严厉执行集体责任有助于压抑明显的自利表达。这暗示了，尽管中世纪有集体责任的法律基准，人们却明显自利，这矛盾是由于当时的当局未能厉行法律所致。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1）
恢复统治的睦仁天皇年仅15岁，几乎不可能在无人指引的情形下放手进行其“光明的统治”。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他的顾问是支持其主张的武士领导者。这些人大多来自萨摩藩与长州藩，少数几个来自诸如土佐藩（在四国）与肥前藩（在九州）等其他的藩。在顾问群之中也有诸如岩仓具视等几朝贵族，主要是要增加新政府的合法性。
大久保利通（1830～1878）、西乡隆盛（1827～1877）与松方正义（1835～1924）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1833～1877）、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与山县有朋（1838～1922）来自长州藩。他们都年轻，大多30岁出头。他们大多数原先在武士阶级之中阶位也都相当低。
后来成为明治政府显赫人物的伊藤博文，是一个经典的“乞丐变王子”的例子。他出生于贫农之家，十一二岁时连同其父一起被一个低阶武士家庭收养。1863年，他因功绩显耀（包括焚毁英国公使馆）被封为武士。明治时代他四度出任首相并终于获得公爵头衔。
这些年轻人有双重动机：一方面，面对外国威胁，他们在民族主义的驱策下想为国家卖力；另一方面，他们想闯出自己的事业，他们感觉在旧幕府政权下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从未受到献身旧政权的束缚，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未受到献身完全王政复古的束缚。它只是一个为他们自己与国家尽力的问题。至少暂时，高举权威性的王政复古旗帜似乎是着手行动的好方式。对于他们自己与国家幸运的是，他们拥有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与智能；对于皇室幸运的是，睦仁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新政权。人们因为###的政变事件而大为恐慌，群众的歇斯底里是在他们的长治久安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创伤性变革的一种反应。民众与其需要王政已复古的保证，毋宁需要社会恢复稳定的保证。
“ぇぇじゃなぃか”（管它的）现象从1867年尾德川幕府即将垮台时展开，并继续了大约二三年。这一现象清楚地显示出快乐与焦虑、兴奋与迷惑的混合。群众的狂乱行为包括街头狂舞、衣着奢侈或丢衣服、公开做爱与纵酒狂欢、捐赠金钱与财物、故意表演猥亵、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家中并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