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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日本的批评有些在日本民众之间引起共鸣。在1979年傅高义赞赏日本第一的同一年，欧洲共同体（European munity）某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提到日本人是住在“兔小屋”里的“工作狂”。这两种轻蔑的措辞都对日本人的自尊造成极深的伤害，特别因为它们似乎包含一些事实。日本人确实每年比典型的西方工人多工作大约400小时，而他们确实住在小房子里，大约90平方米，比起典型的美国住宅只有一半大而已。
第四节 经济强权的差错（3）
这些不是奉承的话加上其他诸如“富国穷民”等话，也令人注意到有关日本人生活质量的较广泛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逐渐被提出的问题。日本人不仅工时长，住在狭窄的屋子里，而且他们往往花费一小时坐拥挤的火车去上班，然后下班后坐一小时的火车回家。住在东京地区的人每人享有的公园绿地空间仅及伦敦居民的1/12。至少东京的大多数房子有排水设备，因为排水设备（抽水马桶）的全国比率仍然是半数以下。而当地价在泡沫年代上涨时，即使“兔小屋”都变得如此昂贵，连续几代的抵押是大多数人能够设法买房子的惟一方式。在80年代结束时的1990年，长期批评日本的琼恩·沃罗洛夫（Jon Woronoff）出版《日本绝非第一》（Japan As—Anything But—Number One），继续抨击日本颂赞最高峰的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他在这本书中特别批评日本人的差劲儿的生活水准。
所有这些都大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但反过来批评诸如沃罗洛夫等西方人并无意义，因为他们是对的。问题在于日本自身。所有的牺牲与辛勤工作为的是什么？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对于生活质量与财富分配的类似怨言，但日本人因工资增加与消费物质的获得而受到安抚。用社会评论家日高六郎的著名的话来说，他们变成了“被控制的社会”。在这社会中，他们温顺地接受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被物质的丰盛收买了。但从古奇手提包或卡蒂尔手表或时尚服饰到底能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呢？政府在70年代初向民众承诺改善基础设施，但因为诸如石油震撼等问题而一直无法实施。80年代结束时没有借口了吧！那是日本人民从国家的财富里获得一些真正的利益的时候了。
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日本民众被一件特别严重的弊案（瑞克鲁特弊案，Recruit Scandal）进一步激怒。初成立时是征募代理商而后来从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种活动的瑞克鲁特公司，利用泡沫时期容易获得的资金，捐献巨额政治献金，获得政治利益。超过150名位居有影响力职位的官员、政治人物及其他人收受捐款、便宜贷款，尤其是该公司上市前的股票。这些股票公开上市后价格涨五倍，使得股票持有者获得迅速且丰厚的利润。至1989年年中，约20名大多是自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因为涉及本案辞职，包括6名内阁大臣。辞职者包括当时的首相竹下登及其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
社会党在那一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多数席次。这更多是由于民众对现任保守政府不满的反映而不是真正支持社会党。但拥有真正权力的是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因此自民党仍继续控制政局，但它受到了严厉警告。
当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外国更加对日本不满，同时在日本国内民众也更加对政府不满。危机正隐隐迫近。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1）
平成时代
一个时代也在1989这一年告终，因为裕仁在这年1月去世。人们希望其子明仁继任后方向可能有些改变，如此可能最终对民众有利。新时代的年号叫“平成”，意思是“达成完全的和平”（官方的翻译是“和平与和谐”，这未必不正确，但似乎强调语调悦耳而不重视准确性）。这有正面的含义，暗示战后以来拖延的问题（有人会说裕仁本人是一个问题）有些现在将被克服。重建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困难工作或许已经结束了，而民众能够享受他们劳动的果实了。不幸的是，新时代因为瑞克鲁特弊案的发生与石原慎太郎挑衅的著作而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开端。
对于日本或许幸运的是（至少对国际关系而言），在那时泡沫破裂而经济崩溃了。
价格上涨变成如此失控，以至于从1989年末起日本银行被迫提高利率，决定使泡沫破裂而不是等候泡沫自己破裂。日本在1990年与1991年猛然陷入景气衰退，并且在稳定下来后整个90年代将仍然处于景气衰退之中。地价迅速下跌超过1/3。股市价格从1989年12月高点暴跌超过60％。很多公司破产，银行有很多呆账。劳工失业增加。整体来说，经济增长下降，保持萧条状态且很少超过1％。政府与商界偶尔将这个与那个事件解释为即将复苏的征候，但经济复苏并未实现。在1997年的某一季，经济萎缩甚至高达11％。20世纪90年代晚期通货膨胀来袭，公司利润减缩，债务更加难以偿还，工资下降。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开始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2003年恢复持平。2003年，季度增长指数略有上升，这给经济复苏带来了些许希望——尽管这至多也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或2％（2003年末政府公布2003财政年度的乐观目标是21％，本财政年度至2004年3月31日止）。2004年失业率仍高达5％以上。
景气衰退正在造成巨大的损失。日本警视厅2003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的自杀事件连续五年超过3万起——经济原因引起的案件所占比例高达25％——这个记录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自杀的主要原因仍与身体健康相关）。与此经济因素相吻合的是，中年男性人群当中的自杀事件增长最快，中年男性一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支柱。
2003年末发布的法务省白皮书显示，犯罪率不断攀升。除了交通肇事案件，报案数在前20年中几乎翻番，从1983年的154万起上升至2002年的285万起。在这些增长的案件中，一部分属于青少年犯罪，在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盗窃案件大幅增加，根据法务省所述，这也是对经济形势的一种反映。
景气衰退带来的另一项影响是，被夸大的终身雇用制（依赖持续的高度增长）实际上崩溃了。在1992～1993年的仅仅两年间，总共6万名经理（应该是最稳当的职位）被解雇。在其后几年，十个经理之中有一个以上不是被解雇就是被降级。忧心忡忡的经理们成群加入现在迅速增长但从前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独立工会。例如，在不到两年内，原本鲜为人知的东京企业经理工会会员人数增加20倍。不少被解雇或降级的人提出法律诉讼。1996年，为了起死回生，一家日本大企业必须请一名西方人接管出任总公司总经理——苏格兰人亨利·华利士（以前由福特公司雇用）出任马自达公司总经理。其他公司也陆续仿效，如1999年尼桑公司聘请了法国的卡洛斯·戈恩。
终身雇用一直是有关日本人“特有”的日本家族关系、集团忠诚及和谐等日本人论思维方式的堡垒。终身雇用的崩溃对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大地造成伤害。很多大公司终止了这项制度，如1999年丰田公司就正式终止了终身雇用制。从管理上来说，终身雇用制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人们的共识是尽管它不再是个绝对目标，但仍然是个有用的目标。如戈恩在2003年末指出的：“我认识到了终身雇用的价值，尼桑并不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终身雇用制度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一条需要不惜代价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终身雇用地位的改变已经显示出“日本模式”并不总是正确的，这让日本管理阶层更加现实了，也让世界了解到了这一点。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2）
这一变化必然带来雇员预期的变化。例如，根据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劳动状况的政府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在年轻的成年人口中出现了“自由打工族”（freeters）。freeter这个词是由英文词free（自由）和德语词arbeiter（劳工）组合而成，指即使有可能也不会终身为某个公司工作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打工族”的数量已经增长了三倍，目前大约200万日本年轻人属于这个人群。
从国际上看，泡沫的破裂迅速减轻了日本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泡沫不可避免地会破裂，虽然泡沫比预期的要持久并已经开始使人对他们的预测产生怀疑。泡沫的破裂使世人安心，经济法则毕竟行得通，不能被一个真正的日本“经济奇迹”所愚弄。它也意味着不必再担心日本会把全世界都买下来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从较广泛意义来说，它使自负的日本人泄气。太平洋战争从军事角度打击日本人的优越感，而泡沫及随之而来的景气衰退现在从经济角度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它对日本未必是败北，因为日本仍旧是很强大的经济强权，但它确实显示了日本不是无敌的。
日本民众较不安心。事实上，他们非常震惊。他们对于日本的财富未被用于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很气愤了。经济的崩溃现在意味着真正的改善将再度延期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国家所付出的辛劳与牺牲有白白浪费之虞。
同时，涉及政治人物的更多弊案被曝光。1992年，另一件大弊案曝光——佐川急便案。再度有大批政治人物与官员涉嫌收受大笔金钱，贿赂者这次是佐川急便公司（包裹递送服务）。再度有重要人物涉案，如竹下登与中曾根康弘。黑社会涉案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