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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虽然依靠传统价值的倾向似乎可能束缚了日本的反应的多样化，其主要的传统价值之一是务实。日本基于弹性原则，对每种形势做出反应，而不受某些抽象的预先决定行动路线的原则所束缚。日本有某些束缚性的原则，诸如那受到过度夸大与理想化的武士道，但一般而言，日本人（实际包括许多武士）偏好务实胜过严厉的理想主义。在个人层次，这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而在全国层次上，将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降至最低并让全国展现相当统一的战线。从最早的大和时代，日本就几乎没有宗教冲突，而在道德非难上也很少冲突。在使西方人彼此对立的事务上，日本人反而有较多的妥协空间，这样的互相容忍尤其使得日本人之间较容易合作。
偶尔也有与务实对立的力量，诸如不宽容、绝对及理想，但这并没有支配日本历史。例如，德川政权对那些蔑视其正统政策的人很不宽容，但这通常限于外在形式。假如外在行为符合可接受的标准，在较非正式的层次应允许有相当的自由。实际上是在某些情况下准备妥协的一种不宽容。绝对应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诸如明治时代与战前的日本对天皇的尊敬。一般而言，事情被看做是相对的，幽暗的灰色通常胜过单纯的黑与白。例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上帝的绝对性质，是这宗教何以未在日本生根的理由，虽然它受到容忍。基督徒为其信仰奋斗，追求其理想化的目标，而日本人跟所有人一样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是务实者。但就日本来说，在达成那些目标的过程中，日本人几乎总是有广大的妥协与弹性空间。
尤其日本人总是准备尝试不同的事，融合旧与新、本国的与外国的，直到达成最佳的融合。此外，日本人似乎有一种伟大的能力，将新的与外来的东西予以日本化，让外来的东西较容易与传统相融合，使其比较可以被接受。明治的建国者是一个例证，他们把诸如民主与西方科技等外来成分与德川的权威甚至于大和奈良时代的建国方法相融合。德川幕府本身利用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长的政策，而丰臣与织田也采用足利义满的某些理念。
向他人学习是日本的伟大优点之一。在全国层次上，当别的民族似乎比日本有较强大或较好的东西时，尤其如此。日本采纳、适应和学习潜在的竞争者或敌人的长处。这不只是“认识敌人”的实例：它是知道敌人的威胁在哪儿，然后利用敌人的长处对付敌人的实例。一千多年前，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到日本不再是附庸国而是视自己为优秀的国家的地步。日本在16世纪多少重复了这一过程，向西方学习火器的使用。在明治时代，日本热诚地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学习，直到日本本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美国学习很多东西（显然没什么选择余地），但日本超越强制性的课程，由此逆转角色而到被承认为大师的地步。
热心向他人学习是尊重学问与教育之力量的一环。情况总是如此，但自从德川时代以来尤其明显。假如你受教育，要比你未受教育更能完成事业。这对个人与国家都有裨益。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确实你也将变得可能较难控制与协调，但这能够以控制知识本身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你所学的是“安全的”知识。明治与昭和初期的政府清楚地显示，他们了解控制教育的重要性，而昭和晚期以来的政府也有类似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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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给胸怀大志之强权的教训（2）
教育作为获致成功的一项手段是成功愿望的反映。这尤其始于明治时代，那时结合个人与国家利益的成功主义受到极大鼓励。但成就导向也在稍早时期，诸如德川商人的动力、德川农民的物质驱策中，或甚至于更早的各式各样中世军阀无情的野心中展现。在日本的领导人之中，它最早在大和时期就展现出来。
日本是幸运的，其统治者不觉得融合个人与国家利益太困难，因为国家目标总是一个强大的目标。自从日本建国以来，一直有一个清楚的愿望，要建造强大、受人尊敬的国家——至少受到中国的尊敬，因为直到16世纪中期欧洲人到达前，日本对广大世界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岛国的孤立性与强烈的自己人／外人心态，使得欧洲人的到达进一步刺激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日本人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产生非常强烈与普遍的民族主义，民众决心建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教化有所帮助，但民族主义已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萌芽并因危机感而开花。国家危机感很快转变成民族尊严感。民族尊严在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而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的事实，不仅是民族精神深度而且是日本复原力的见证。
日本的统治者也因民众愿意为大我牺牲小我而获利。日本的集团主义受到过度夸大，但日本人团队力量的意识确实比许多国家要强烈。假如一支由强壮的马组成的队伍不同心协力，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如同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这是没有用处的。此外，每个团队需要一个领导人、一个协调者，而这也是日本人所认识到的。日本曾出现极为强力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但一般而言，他们偏爱的领导人是能够把团队团结起来，能够妥协、平衡各方利益、经常保持低姿态，把事情做好而有技巧的务实主义者。日本人偏好区别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也对这点有所帮助。往往是幕后的匿名人物做决策，因为他们比那些有正式权威的人拥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因为这种种理由，西式民主与个人权利的概念在日本仅有有限的吸引力。当然，日本人如同世界每个人一样，宁愿自由不要压迫，但他们显示比大多数西方人更愿意接受限制。团体的生存意味着至少多数团体成员的生存。保存团体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这是何以和谐变成如此的理想的一个主因。但假如任何一个个人被允许太多自由，团体会被摧毁。这必定将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并摧毁使团体团结起来的平衡。西方世界理论上有同样的理念，例如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可以看出，但实际上西方世界往往以少数的利益作为优先（宛如要去说服自己民主与平等多么了不起），尤其是假如他们被视为弱势团体的话。日本从未如此，日本曾经真正尊重的惟一“少数派”是人数少的执政精英。
这不都意味着日本从未有过赤裸裸自利的时候，中世武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不意味着日本发现无言的自利较好，或指导下的自利更好。中古时代的自利受到德川政权的无情的压制，至少从赤裸裸表现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对于变成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真正集体责任理念（尽管在几个世纪以前这已成为合法的规范）的日本人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公开追求自利在后来的明治时代复苏，但受到政府的管制以达成民主与权威的最佳融合。当然，一些日本人不喜欢政府这么权威，尤其是战前年代，但一般来说人们接受民主会过度的事实。当吉田茂就占领当局的早期改革发表这样的评语时，许多民众深表同情。比起许多西方国家，日本民众较愿意允许国家领导人有较大、较强制性的角色——虽然这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考验。
儒学和谐、秩序与“知其位”的理念在塑造日本人态度上扮演重要角色。有野心、有竞争力及享受地位似乎是人性的一个基本部分，至少在男人控制的历史世界是如此。孔子知道这个，日本人也知道。在历史上，日本人重视阶层与等级。他们毋宁认为，人生而不平等，强迫要他们平等，这是违反自然的且是不快乐与挫折的一个根源。勉强的平等会顿挫人的野心，破坏人的成就，而把弱者视为和强者平等，这对国家不会有裨益。日本人长久以来毋宁公开承认不平等，甚于尝试掩饰并假装它不存在。这是达尔文主义如此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在全国层次上，他们相当乐意向全世界挑战以证明他们是最适合的，是应该排列在阶层顶端的国家。假如他们输了，他们会向打败他们的国家学习直到他们终于成为第一，因为他们感觉那是“他们的地位”。
结论：给胸怀大志之强权的教训（3）
但在国内，阶层的竞争容易鼓励一种不健全的个人主义类型，因此竞争以较安全、较受管理的方式进行，尤其在教育方面。不像西方世界时常遭遇的情况，那些在学校中成绩特别优秀者不被认为是精英——在日本他们真正受到尊敬。工作认真者也同样受到尊敬，偷懒者受到蔑视。从这种获得尊敬的角度，日本人进行阶层的竞争，而一种不被西方人认识的等级被授予。这是一种毋宁强化而非削弱团队的阶层类型。
那么，日本的主要长处可以摘要如下：
⊙务实——尤其弹性与妥协适应的能力；
⊙尊敬学问的力量，尤其是学习他人的长处；
⊙尊敬野心与成就，包括努力工作；
⊙强烈的民族主义感；
⊙欣赏团体的力量；
⊙知道个人权利与自由必须受到限制；
⊙接受权威；
⊙接受阶层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
当然，操控国家长处不总是容易的游戏。长处往往是双刃剑，且同时是潜在的弱点，必须有适当的平衡与协调。例如，民族尊严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傲慢与沙文主义。成就导向能够变成无情，或者专心追求目的有可能成为眼光狭小与没有能力知道何时停止。接受权威与个人权利的限制能够导致极权主义。接受阶层能够导致“下属”被虐待。愿意学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