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儒轻蔑法治进行的有力还击。
王安石认为必须直面现实。现实既然是有善有恶，法制就应当有赏有罚。在《尚书新义》中，就有“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德不可忌”之语，主张对民应有恩有威，对坏人该杀就杀，不必忌讳其有凶残之名。这本来是大实话，也是治国应当推行的制度，却被后世儒者大加贬斥，说这有害礼教。是不是道学家当政之后就唯德无刑、民免诛戮了呢？其实不然，明清之世程朱理学大盛，结果更加专制，文字狱大兴，百姓动辄得咎，看来可以做、不能说就是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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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5）
王安石在法治方面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大都是合理的，可惜当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障碍，无法贯彻下去，更不能持久，因而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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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开战（1）
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向流俗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的一次谈话中，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自由创造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并无调和与回旋的余地。王安石很清楚，敌我双方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看来，革新派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有皇帝坐镇撑腰，有王安石统领中枢，掌握着中央大权。而且王安石的学问在当时无人能及，新派骨干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吏才、又明经术的务实的学者，而新学是集诸家之粹的体用合一的经世致用之学，较之于陈旧的儒家学说有明显的优势。其实不然，神宗革新的热情很高，除旧的魄力有限。虽然他是革新派的坚决支持者，但又不能将之完全归属于革新派阵营之中，因为他其实是凌驾于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上的调和者、统帅者，而保守派的阵营是极为强大的，除了神宗之外，皇族贵戚绝大多数属于这一阵营，其中更是集中了大多数上层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这个阵营有权有势，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处于垄断地位；保守派所代表和奉行的旧观念则更是根深蒂固，在这方面其垄断地位比其权力的垄断更加可怕，由于其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思想界已然千年的儒家思想，因此在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
王安石面对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首先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是以道胜流俗、以自由胜垄断、以公平胜特权。革新派站在真理与正义一方，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无私者当然无畏。他还意识到，历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和大宋王朝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垄断阶层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就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就会迎来经济初步繁荣的新时代，不仅会实现富国强兵的首要目标，还能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反之，如果改革失败，中华民族与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非但不能发展壮大，恐怕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四夷强盛、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单纯的保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只能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小的一方要想取得胜利，一要靠谋略，二要靠勇气。两军相遇勇者胜，勇气往往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法宝。王安石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面对重重压力，面对保守派气势汹汹的围攻，他如同中流砥柱，巍然屹立，使得改革的战车战胜重重阻挠，坚决向前。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保守派是极为顽固的，想让他们支持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行不通的。假如对保守派妥协退让，谋求他们的允许，改革也就不再是改革了，只能成为不疼不痒的小打小闹，起不到任何作用，最终会走向失败和流产。保守派也绝对不会因为改革派的退让而将心比心，各退半步，他们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攻击改革运动，直到将其彻底扼杀。
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一时的妥协还不会造成太大损失，不会打破局势的均衡，但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弱小的一方稍有退步，就等于宣告死亡。因为弱方取胜主要靠的是气势，一旦气势上被比了下去，就可能全无胜机，甚至会导致速败、惨败，再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因此，王安石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决不妥协退让，对于反对改革的人，不论其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同党有多少，都不能受其左右。
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和无坚不摧的勇气，他也经常以此鼓励神宗。然而神宗对于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准备不足。也许他的优点是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但由于自信不足，他不是通过听取不同意见来修正改革存在的问题，而是经常动摇不定，往往为异论所动，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随时准备向后转。这就使得保守派有了可乘之机，不时通过各种渠道向神宗诋毁改革及改革者，试图阻挠改革的步伐。
向流俗开战（2）
神宗总希望两全其美，一方面能让改革顺利推行下去，一方面又不会受到太多的反对。他想走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之路，但事实上，这在当时是走不通的。由于神宗虽然立志改革，但在如何改革方面缺乏明确的认识，并非“术素修而志素定”，因而容易动摇。在青苗法受到韩琦等一批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反对时，神宗甚至决定废止青苗法。幸而在这一决定并未正式颁行时，神宗又幡然悔悟，否则新法及整个改革运动就会胎死腹中。其实韩琦并非完全反对新法，只是觉得行之过急，应当按原计划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待行之有效再推行全国。而且放贷可能会遇到借时容易还时难的问题，一方面会亏欠官本，另一方面可能不得不“行刑督索”，并勒令有关人员同保均陪，导致扰民害民。韩琦的看法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完全可以吸收，以防止或减轻可能出现的问题，但韩琦总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的。如言贷钱不应取息，否则就是取利于民，又言恐百姓愚昧不虑久远，好借难还。如果完全发放无息贷款，百姓不是更会竞相借贷而不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吗？神宗既不能发现韩琦之言的荒谬不足取之处，又不能正确吸收其合理的一面，反而以为韩琦是真忠臣，抓住了新法害民的本质，竟然要废止青苗法。这表明神宗的性格与见识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此推行改革自然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
由于神宗缺乏与流俗坚决斗争的决心与勇气，甚至立场不稳，有时还会站在流俗一边与改革派为难，这就迫使王安石不得不以更大的决心与勇气向流俗开战。由于神宗年纪尚轻，学术不明，缺乏自信，一见有许多人反对便以为变法有问题，王安石则力言流俗不足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流俗表面上人多势众，不可一世，但大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只贪近利，并无远图，如果一任流俗，则一事无成。
王安石在《尚书·周书·大诰》的注解中指出：
武庚，周所择以为商臣；二叔，周所任以商事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国疑之时，相率而为乱。非周公往征，则国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迪知上帝以决此议者，十夫而已，况后世之末流？欲大有为者，乃欲取同于污俗之众人乎？
武庚是周王室选择以为亡商之后的，管叔、蔡叔是周王室任命以监管武庚的，按说他们都不应该是庸才。但他们却在成王尚少、主幼国疑之际相率为乱，如果不是周公亲自往征，则周室的安危存亡未必可知，很有可能就此覆灭，因而出征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文王、武王两代圣王的教化培育，周室贤才众多，然而能够知乎天命，顺乎人心，同意派兵出征的才不过十人而已，当时有见识的人尚且如此之寡，何况后世末流之人呢？想大有作为的人，如果试图博得见识低下、人格卑污的流俗之人的赞同与支持，绝不可能有所成就，甚至会导致国家危亡。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明有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如果非要事事从众，那就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还会亡国灭种。王安石又在《尚书·虞夏书·大禹谟》的注解中指出：“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盘庚是也。盖人之情，顺之则誉，咈之则毁，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既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者也。”违背百姓的欲望，强制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强迫百姓以王者一己之私欲则不可。盘庚就是古代强制百姓顺从先王之道的典范，他在做出迁都的正确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但盘庚不为所动，坚持不改，终于使商朝更加兴旺发达。常人之情，顺之就会赞誉，逆之就会诽谤，如果不论是非，一味从众人之欲而违背先王之道，以求获得众人一时的赞扬，就是沽名钓誉，是不可取的。因此应当顺从真理，推行先王之道，以合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王安石反复说明流俗不足为虑，主要是为了打消神宗的疑虑，使之更加坚定地推行新法。他对神宗总是与流俗划不清界限也表现得很不客气，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熙宁奏对日录》中，王安石记载了他和神宗的一次谈话：
向流俗开战（3）
……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