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人心；如果无理义，即使全国百姓高呼万岁也不可喜，不能说得人心。
这种但以理义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容易导致一种盲目独断，因为如何才算是理义，各家各派的标准不一，谁是谁非无法轻易下结论。如果真是合乎理义，坚决奉行自然是正确的；假如以非理义为理义，盲目坚持错误而不动摇，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即使手中掌握着真理，在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下，一味靠强权来推行，效果也未必好。
按照理义的标准，王安石得出人言不足恤的结论就不奇怪了。据《长编》卷二二三记载，王安石一次对神宗说道：
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而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为异论。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必为异论众多所夺，虽有善法，何由可立哉？
流俗之人，少有学问，故不识利害，不明理义，这种人的议论当然没有必要听取，听了反而会坏事。
拒谏是司马光代表保守派给王安石加上的一项重要罪名，那么王安石是否真的拒谏呢？据《宋史·陆佃传》，当陆佃向王安石进言，说外间颇有人传说他拒谏时，王安石回答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可见，王安石所拒绝的只是流俗之辈的无益之言而已！
人言不足恤（2）
王安石在制订和推行新法时非常慎重，尽量考虑老百姓的意见。如免役法从议论到制订就用了两年的时间，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据《长编》卷二二四，神宗与王安石在讨论重视民事时，神宗强调民事不可缓，又谓“修水土诚不可缓”，王安石言道：“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岂特修水土乃不民事？如修水土，非陛下能胜异论，则谁肯为陛下尽力？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则其于民事可谓不轻矣。”王安石一方面劝告皇帝勿为异论所挠，一方面又强调“体问百姓”，甚至要求“无一人有异论”，然后施行。后来推行其他法令时，他也要求先要做到“民无异词”再行实施。不论所有新法是否真正做到了“民无异词”，但提出这一标准就体现了对百姓意见的重视和对人心民意的充分尊重。
从保守派对他的攻击中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其实并不“违众自用”，而是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如刘挚就在奏章中弹劾王安石不顾大体，竟然将“市井屠贩之人皆召之政事堂”参议政务，这在他们看来是一项罪名，但也恰恰表明王安石既非“拒谏”，又不“执拗”，而是非常虚心和宽容的。
王安石所不恤的到底是流俗之言还是所谓的“公论”，双方的结论完全相反。保守派攻击王安石“诋公论为流俗”，以己说为公论；王安石则将保守派的言论称为“异论”、“邪说”、“流俗之言”，看来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立场相去甚远，故结论也势如水火。那么到底王安石所蔑视的是“流俗之言”还是“公论”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无法抛开双方的立场。由于变法暂时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一些利益，因而在整个包括士大夫与豪商地主在内的社会上层，反对变法的声音一时占了主流，就整个社会上层而言，反对派的声音就成了“公论”，因而保守派对王安石无视这一“公论”表示愤慨并不奇怪。对于保守派来说，他们无法想象像王安石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什么会背叛本阶级，置本阶级的利益和呼声于不顾，因而只能以“不近人情”、“执拗”等言辞来形容他。其实王安石比他们想得更远，他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此暂时牺牲一点上层阶级的利益、让贫困至极的下层百姓稍得一点好处在他看来是完全应当的。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从人数更多的下层百姓的利益来考虑，保守派的所谓“公论”就名不副实了，既不公正，也不代表主流和多数。保守派之所以根本不这么认为，是由他们狭隘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因为在保守派的心目中，下层百姓根本就不值得尊重，他们的意见完全没有必要听取，是真正的“流俗之言”。由于社会下层没有发言权，缺乏代言人，他们的声音就无法反映到上面，因而代表少数的“异论”却成了“公论”，只有王安石这样目光远大、个性刚强、体恤下情的大政治家才会不为所动，以力战流俗为己任，虽然未获最终的成功，但其精神和勇气还是不可抹杀的。
从王安石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不怕压力，“必欲力战天下之人（流俗之辈），与之一决胜负”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中，可以看到他坚强的个性、坚定的信念和无比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永远值得后人效法和敬仰的。
遗恨千古（1）
王安石变法，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目标是明确的，法令措施是可行的，推行步骤也比较适当，效果也很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总结其最终失败的原因，探讨其变法的得失，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变法派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无法形成一股强大而持久的政治力量，这恐怕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王安石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代表，这未免带有过去阶级分析的痕迹。其实如果按阶级成分来说，王安石“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算是标准的贫下中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彻底的工薪阶层，以薄俸养家糊口。尽管王安石经常为社会中下层说话，但也不能说他就是中下层的代表，他其实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和每个阶层的合法、合理、长久的利益。
当时的情况是整个社会贫富悬殊，或者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朝廷与下层百姓掌握的财富份额不大，都是收不抵支，而上层官僚与地主豪商则相对过富，他们收入较高，承担的责任却很少，因而盈余较多。而且他们的收入大多带有不合法的成分。上层官僚俸禄并不高，其收入大半来自贪污受贿或兼营他业，总之大都是凭借特权得来的；大地主与豪商要么与官僚一身二任，要么与官府相互勾结，其收入中靠正当经营获得的部分不多，靠剥削、侵吞、逃税等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收入占去大半。这部分人收入高，又有特权，该承受的负担又大都转移到下层身上，因而支出相对较少，是整个社会最富裕的阶层，也是最为保守、最缺乏进取心、最害怕改革的一个阶层。
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社会负担严重不均的现状，王安石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是注重效率，依靠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使整个社会都受益；二是注重公平，抑制兼并，限制垄断，减少上层特权阶级的不合理利益。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注重公平，不限制特权阶层的非法利益，就无法调动下层百姓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也无法筹备发展生产需要的资金，同时也不能给中下层官吏增发俸禄，不能澄清吏治、减少贪污；不努力发展生产，使财富总量大幅度增加，就只能纠缠在分配上，加剧上下之间的矛盾，而下层只能是受害者，得到较小的一块蛋糕，无法得到真正的公平，一旦矛盾彻底激化，就可能爆发社会###，贫富上下都会遭殃，谁也得不到公平，而最倒霉的其实还是穷人。因此从长久来看，变法对国家有利，就是对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利，富豪阶层也不例外，而他们事实上还是最根本的获利者。
改革肯定会暂时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于可能会遭遇到特权阶层的反对，王安石和神宗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特权阶层的反抗如此激烈，如此不顾大局，则是变法派始料未及的。
神宗在变法方面有时甚至比王安石还要激进，他很清楚变法的目的就是改变负担不均的现状，增加朝廷收入，而下层负担已经很重，且贫寒已极，没什么油水可刮了，因此目标只能是对准上层富户。在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中，明确表现出了双方立场的差异。文彦博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针锋相对：“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段对话十分有趣。神宗明白指出变法的目的就是针对士大夫阶层而不是针对下层百姓，文彦博则也直言不讳地告诫神宗，皇帝只能与士大夫合作，而不能代表百姓。
在抑制兼并方面神宗与王安石一致，但在方式、方法及步骤上则有所差别。神宗似乎急于求治，或者说急于改变朝廷穷困的局面，因而主张对兼并户坚决打击、赶快征敛。王安石则老成持重，他知道这个阶层势力很大，如果过于侵犯其利益，改革的阻力就会非常大，因而主张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只能渐加限制，不可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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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恨千古（2）
如免役法，神宗对官户减半优待的做法不满，“疑官户取助役钱少”，王安石则耐心劝告，以为“度时之宜，只可如此”，这样阻力较小，能使变法顺利进行，这帮人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一旦纷纷上告，恐怕皇帝本人也不能不动摇。若皇上果能熟见利害，明示赏罚，使豪滑吏民不敢不服，到那时再加大制裁、兼并的力度，多救济贫弱，就不会有太大困难了。
这场变法事实上是变法派与神宗的结盟，尽管变法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的利益，然而正如文彦博所言，由于百姓在专制制度下并无发言权，因而变法派的权力基础事实上就只有皇帝，变法的成败得失也就只能系于神宗一人。
王安石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在最初就一再试探神宗，看他变法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当他认为神宗的态度比较坚决时，就毅然接受了领导变法的重任。
专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