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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出现了奇特的悖论，王安石有时不得不以加强皇权来推行民主，以国家兼并来抑制豪强兼并，以保甲制来保证下层百姓的自由和权利，以非学术的手段来推动新学的发展，这些其实是有违他的初衷的，但又不得不如此。
王安石的思想在当时颇有过于超前的意味，不但时人难以理解，即便现代的人也无法完全接受。他以先王之道相标榜，宣扬的却是超越时代的思想，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从种种迹象来看，王安石的抑兼并不仅有主张公平、倡导平等的意味，更有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垄断的意图。垄断经济事实上是一种权力经济（或者说是政治经济），是以非经济因素干扰经济的运行，对经济发展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必定是有害的。王安石深知垄断之害，他既反对富豪兼并，也反对国家垄断，因而力主自由贸易。
可惜在王安石的时代，自由经济的社会基础、技术支持和代表力量都远远不足，无法为他的改革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小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缺乏发言权，他们的意见是无法反映上去的，更无法写在历史上。工业也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农产品的供应不足，商业化程度不高，文化教育更无法变成产业，因而整个社会都无法真正理解自由经济的价值。
青苗法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免役法强化了职业分工，手实法类似于财产申报及实名制，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措施都相当超前，只是难以适应整个社会的主导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型的农业这一现实。当然，也不是说超前就不好，工商经济同样需要政策的引导，假如新法能够贯彻下去，也许工商业就会被扶持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商品化，最终完成社会形态的转换。
然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观念根深蒂固，扭转起来实在太困难了。神宗与王安石希望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新学（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最终达到“化革了人心”的效果，但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持，这种“化革”也不过是雨过地皮湿，既不能深入，更不可能持久。他们没想到，守旧派同样可以依样画葫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司马光等旧党一上台，就赶紧对新学开刀，以政治手段压制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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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恨千古（5）
变法的政治基础不稳，经济基础缺乏，指导思想不一，某些措施失当或操之过急，再加上反对派的力量过于强大，尽管王安石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无法扭转局势，因此他只好急流勇退，回到江宁过上了退隐的生活。
出入自在（1）
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有两条道路，一是入仕为官，一是退隐田园，因而也就有了两种心态。孔子便强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当仕则仕，当隐则隐。王安石虽然是大有作为之人，但他同样也有山林之思，并非一味追求进取。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由于家中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几十口人赖其官禄生存，因而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
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
这一年即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王安石只有三十二岁，他回江宁为父亲和长兄王安仁扫墓，不觉悲思万缕，泪若江潮，因而发出了轩冕不足乐、终欲老渔樵的感慨。大概是从父兄虽然学问卓越、志节高尚，却穷老仕途、英年早逝的惨淡经历中受到了触动，引发了他潜藏于心中的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然老子骑牛图（明）张路绘隐士而，他也只能借诗抒怀，不能付诸于实际。
王安石又有《池雁》一诗，其中写道：“羽毛催落向人愁，当食哀鸣似有求。万里衡阳冬欲暖，失身元为稻粱谋。”这首诗更是明白地表达了“失身元为稻粱谋”的苦闷，直以仕宦为“失身”，表明他对官场黑暗的厌恶和对乡间生活的向往。
王安石对于是仕是隐皆不得自由，为此徘徊矛盾的心境在他的《两马齿俱壮》一诗中有所体现：
两马齿俱壮，自骄千里材。生姿何轩轩，或是龙之媒。
一马立长衢，顾影方徘徊；一马裂衔辔，奔嘶逸风雷。
立岂饱刍豆，恋栈常思回？奔岂欲野龁，久羁羡驽骀？
两马不同调，各为世所猜。问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两马其实代表了贤士的两种生活方式，一是在朝为官，安分守己，谨受约束，一是自由自在，退居乡野，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在朝则为国尽忠，在野则任性自适，二者都是正当的选择，无可无不可。然而时人不能理解贤者用心，造作谤言，是以贤者在朝，忠于王事，则有恋栈贪禄之讥；高材在野，任性逍遥，却有不服约束、甘心自弃之讽。因而贤者无论进退仕隐，都要受到世人的讥议，因为这些人不能到达贤者的境界，自然无法理解贤者的内心，总是以己度人，视骐骥为驽骀，目圣贤为庸禄。
王安石还以二马自况，当他欲任职地方时便有人看他不顺眼，以为他是想摆脱束缚的野马；当他立身朝堂时又有人讽刺他固位贪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故我，坚持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不管流俗的怀疑与猜忌。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无论是仕是隐，都应当合乎道义，仕与隐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英宗之世，他在江宁守制，数年被召不出，许多人认为他是因为轻富贵、重隐逸而不愿出仕，因而在他应召入朝为翰林学士时，他的老友王介便做诗予以嘲讽，王安石对此一笑置之，以《松间》一诗还击：
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
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李壁在这首诗的注解中指出：“《石林诗话》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与荆公游，甚款，然未尝降意相下。熙宁初，荆公以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诗寄公云：‘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盖有所讽。公得之大笑，他日做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之句，盖为介发也。”
南齐孔稚珪作《北山移文》，讽刺不守隐士之节、出来做官的隐士周颙，其中有“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之语，王介以此典故及诸葛亮为刘备三顾茅庐感动而出山的故事，暗讥王安石为富贵所动，不能复守隐逸之士的志节。王安石则道自己就没有终老松间、一生隐逸之意，不想以隐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讥？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按照道义和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鹤之辈所能知的。这里王安石也对王介进行了嘲讽，笑他见识不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过二人是好友，虽然相互嘲弄，却都是善意的，不会为此伤了和气。
出入自在（2）
王安石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并不想只是独善其身，因而对于传统的重隐逸而轻仕进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有《禄隐》一文具体表达了这一思想。旧说孔子“高饿显而下禄隐”，故而将伯夷、叔齐排在柳下惠的前面，道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则降志辱身，这也是孟子和扬雄的看法。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按照这一标准，则孔子、孟子应当依照他们所赞赏的“饿显”的方式行事，而其实不然。“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扬雄则屈身为王莽之臣，这难道是由于圣人能言而不能行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圣贤道同而迹不同，“饿显”与“禄隐”都属于迹，无所谓高下。圣贤都是通乎权变、无系累于迹的大过于人者，“圣者，知权之大者；贤者，知权之小者也”，因而殷代的三位仁者，其迹不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而其道则一。《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说圣人无可无不可，出处语默，皆不离道，都是合理的。
王安石大胆推翻了孔子、孟子、扬雄等先代圣贤的观点，指出隐与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对同与不同、统一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大胆容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能通权达变，依时势而动，可见他心目中的圣人绝非固执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满活力、善于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谋取富贵，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时亦有山林之思。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门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