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安石的苦心并未让神宗明白。神宗将这次逼退当成驯服王安石这匹烈马的第一鞭，本想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并无完全弃置不用之意。对于神宗之意，吕惠卿心领神会，因此在他受王安石推荐、任参知政事之后，想的不是如何继续推行新法，将变法大业坚决完成，而是屡起大狱，打击王安石的亲信，借此力阻王安石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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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5）
神宗自己有私心，想成为变法的真正领袖，没想到吕惠卿也有类似的想法。神宗可以原谅自己的私心，却不能容忍吕惠卿的野心，此时他也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足以制服吕惠卿，便又将王安石招入朝中。依神宗的本意，可能不想如此匆忙地招入王安石，他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之后，让王安石自动屈服，也让天下人知道他才是变法的绝对领袖，完全有能力独自处理大政，但吕惠卿的做法使他不得不在王安石去位不到一年后便令其复职。
王安石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复职，他在接到诏命后并未停留，而是尽快到任，这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的做法危及了他的家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不想让多年奋斗换来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不想让变法大业受到挫折。然而他的二次为相时间也很短，只过了不足两年，便又离任了。
对于他第二次辞职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是守旧派人物苏辙等人所说的，是由于吕惠卿发王安石私书，上有“无使上知”之语，是故得罪。这一说法邓广铭先生已借王安石弟子陆佃之言力辩其非，足可凭信。其具体原因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神宗欲夺王安石之权，吕惠卿欲谋王安石之位，邓绾等则欲借王安石以自固，给王安石帮倒忙，王安石之子王雱据说也在暗地里算计吕惠卿。在变法之初，由于变法派势单力孤，守旧派非常强大，因此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非常团结，等到改革稍有成果，便自以为该到秋收的时候了，唯恐自己少分了几个果子，这种短视的目光、自私的心态破坏了变法派的团结，也葬送了改革。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神宗的心态，假如神宗头脑清楚，保持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即便有一二骨干改弦更张，也不会危及大局。然而恰恰是神宗的心态出了问题，也因此引发了吕惠卿的野心，导致变法派四分五裂。王安石在复职之后欲再展宏图，谋取西夏，神宗却一再对西夏和契丹示弱，偏偏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神宗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彗星出现之时，又以此为由下罪己诏，让守旧派畅所欲言，事实上又是拿天人感应的旧说和守旧势力对王安石施压，降低其威信，削弱其权力，不令其有所施展。神宗对契丹示弱，未必真的是胆小怕事，据陆佃所述，神宗早就大量储备战略物资，准备对契丹用兵。《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81页。神宗不是不打算攻西夏，后来的战事便证明这正是神宗的意图，只是他不愿意过早起事，以免让王安石得功。神宗其实是在告诉王安石，根本不打算在王安石在位时有所作为，以免自己又成了王安石的配角。君王的信任远不如旧，吕惠卿与己反目，最器重的儿子又过早去世，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意识到自己在职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不仅无益于变法大业，反而有害，于是就只能选择辞职了。
王安石一方面勇于任事，爱国爱民，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奋发图强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对功名利禄无所牵挂，能够急流勇退，万缘放下，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这种精神和境界可以说是千古难寻的，这和他本人的无欲无求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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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乎中道（1）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极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张完全放弃世俗生活，像出家人一样弃绝夫妇父子，过一种离群索居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不赞同完全入世，过一种庸俗的生活。
在早年，王安石对于佛教的离弃人伦是持批评态度的。作为一个儒者，他只能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不可能赞同废弃人伦、遗世独立的做法，因此认为佛教虽然“实见道体”，却又“差了途辙”，有体无用，与尧舜之道还是不可相比。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中，他强调佛教得大道之一隅，“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而又暗示其未得道术之大全，于感而遂通、进取有为方面有所不足，批评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体，不明其用，不能于人伦日用之中体会寂然无为之道。
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他对韩愈尊礼大颠表示不满，认为“同朝叙朋友，异姓结婚姻”是正常的伦理原则，只能这样“恩义乃独厚”，才能维护彝伦，保证正常的社会关系与人类长久的根本的利益。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十分可贵的。即使是在倾心佛教的晚年，王安石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未由于信佛而完全放弃关注现世人生的立场，毕竟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会随风倒。
王安石不仅对于佛教放弃世俗生活的做法有所不满，对中国传统的以遗世独立为高洁的观点也不赞同。在《涓涓乳下子》一诗中，王安石对于放弃贵族的地位，不接受兄长的馈赠，带着妻子避世隐居，过着织屦为生的贫苦生活的陈仲子表示不满，认为“恩义有相权，洁身非至理”，维护世俗的恩义是最为重要的，单单强调洁身自好是不可取的。
作为一个奋发有为、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人，王安石也不可能一味推崇无思无为。司马光曾经以王安石喜欢老子来批评他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无为而治之道，非要弄得天下骚动、搞什么变法。保守派也大讲今不如古，还是祖宗成法最好，只要保守不改就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则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诗中指出：
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牺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众皆惊，上智闭匿不敢成，
因时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鸣。
强取色乐要聋盲，震荡沉浊终无清。
诙诡徒乱圣人氓，岂若泯默死蠢耕。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上古社会人与鸟兽相随而行，人类还未完全从自然界独立出来，这一时期的人类与鸟兽尚无根本的差异，处在蒙昧之中，不能说胜过后世。由于人类繁衍过快，生产力的进步赶不上人口的膨胀，导致万物不给，因而产生了争夺和暴力冲突。这个时候圣人伏羲出现了，他制订法令来约束众人，并发明渔网、制造工具，发展了渔业与捕猎业，渔虫猎兽，使得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证，但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伏羲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并非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伏羲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各立其名，并夸贤尚功，分别荣耻，使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并且守道德、明廉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使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尽管这本身是一种进步，却也有副作用，使得诈伪日生、元气日凋，人类距离先天的淳朴越来越远，为物欲所蔽，因而智慧闭匿，一闻至言真理便惊慌失措，不明其意。上智大贤本来不期有成，只是为了因时救俗，出民于水火之中，使之免刖黥之刑。而那些不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顽固坚持今不如古之谬说的狂人却大放厥词、扰乱人心，文其奸言，肆其诡说，这种人以无为好古自居，却又不能行古之道，不甘心老于耕织、默然一生，如此异论惑世，何如老死蠢耕、不问世事？
行乎中道（2）
这首诗是有感而发的，王安石肯定礼乐文明的合理性，坚决反对历史倒退论，指出上古蒙昧时期并不可贵，圣人制礼作乐、创建文明社会的历史功勋不容抹杀。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离群索居、猿居鹤处，与鸟兽为伍，是一种历史倒退，不值得欣赏，也说不上高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什么罪过，是为了因时之弊、救世之衰，既非自示聪明，又非期有成功。出世未必有德、入世未必有过，这是王安石对当时流行的重古轻今、推崇出世而贬低入世的流俗之言的回答。
王安石讽刺那些流俗之辈惑于物欲，“至言一出众皆惊”，根本听不进去真理，并且哓哓好辩，散布流言，蛊惑百姓，试图将水搅浑，好从中取利。其中“震荡沉浊终无清”等句有强烈的针对性，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云云，王安石则反唇相讥，指出震荡沉浊、唯恐天下不乱的是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他们流言惑众，扰乱民心，试图以此阻止变法，甚至一改儒家卫道士的嘴脸，将佛老也抬出来用于反对新法，鼓吹无为安静，而在新法推行时自己却又不肯安静、不愿无为，而是竭尽全力阻挠新法，千方百计为其制造障碍。
王安石早年为了力救时弊，倡言有为，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反对借此为碌碌无为、一无所成辩护的流俗之辈，但有些议论有些偏激，容易为人误会，因而后来他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
浮屠之法与世殊，洗涤万事求空虚。
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
堂阴置石双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疏。
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