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无礼”。亦此意，极精辟。曾国藩尝叹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王逸注《楚辞·九叹》亦谓“言小人进在显位，贪佞升为公卿者也”。
真是凤凰远潜，而鸡鹜满堂。粪壤充帷，申椒不芳。
在恶劣的世态中，贤者、拙者、贤士、贱者、忠愤耿耿者——这类人，也即世间良善，往往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在生存急剧摩擦竞争中束手无策，而不肖者、巧者、谄人、群小、贪婪者，这些人——也即人中畜兽，却往往弹冠相庆，无恶不作，藐视一切基本游戏规则而如鱼得水。
从古贤者到陈寅恪先生，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无端消磨扼腕以叹，俱对此人间痼疾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至储安平先生，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极顶，他有多篇文章伸发这种感喟，真是哀鸣声绝，而继之以血。他认为一手遮天的一元体制，大大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那种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努力的自信。结果是人品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3卷，第9期）。
晚清的迷乱社会，为富不仁，身泰名显者，哪个不是在投机取巧、无廉耻、无良心的邪恶轨道上越滑越远？贪官污吏落马频率渐高渐密，其手段之恶劣，心地的狠毒，也越发令小民百姓目瞪口呆。而其东窗事发之前，又有哪个不是装腔作势、沐猴而冠？社会情形的极度混乱令基层的无序瞩目显眼，实不知上下其手，引发不安者非高资大力莫办。江河之中，*政府内，浮在表层者，总是最轻的，而放纵强梁霸道者，其始作俑者，又其谁欤？追其究竟，实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而造成。庸俗社会关系学本为稍有良知正义感者所不齿，于今则别有用心者煽其风，鼓其翼，令其炽，大有蔓延怒张不可收拾之势。衡量是非标准是利益驱动的龌龊关系，而不是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如此一来，人心正常的依托渐稀减少。社会风气毫无公正、公平、公开的气象，人心因此而加深其失望、无望、绝望！奴才得道，良善向隅。一般社会应是极高尚者和极恶劣者占两极，而中人、正常普通人占绝大部分，今则中人、普通人也身不由己滑向坏人、谄人、无良心者一途，变得毫无心肝，不问是非，巧取豪夺，利令智昏，生存危机如暮色四围，无处可逃，避无可避，结果人人自危，略无安全感可言。良知、正义感像沙漠里的井水，望眼欲穿，难以寻觅。欺骗、讹诈、告密、伪善如恶风暴雪之行于旷野，甚易甚速，略无阻遏。强梁暴富者豪奢愈显严重，其毫无顾忌的心态也丝毫不加掩饰，官常不足守，国法不足畏，敛聚无度，居心可诛！而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更加如雨季河道，随时看涨。与此同时，原先略略可饱其腹的小民百姓现在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饭碗，有心讲是非、论廉耻的人，日感生存空间的逼仄，其备受排挤，更有活不下去的危机。
从古贤人，到陈诚、储安平的悲叹呼求，可见历史不幸的连续一贯。美国*的缔造者富兰克林以为，“各国皆有凶事预报者，总在预报国家将毁于一旦的凶信”（《富兰克林自传》）。而这些恶人不肖之徒正是骄恣傲诞的凶事制造者和预报者。世间良善、贤者、拙者，总以为当国家民族所处地位日见严重的时分，恶人强梁可以罢手；殊不知其躯体、精神两种胃口俱越吃越大，越撑越阔，以为他们暴富以后，就可以天良发现，永远不会有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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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穷途
《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翁同龢、汪鸣銮好碑板，张之洞好目录，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一意媚洋，好与西人往还……
清末，端方好金石，端方本纨绔无赖，在做工部郎中时，与盛昱、王懿荣同出差，旅舍无聊，纵谈碑板，端氏亦发言，王懿荣大怒说，你就知道搞女人玩演员，吃酒搓麻！你配谈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骂，声称三年后见。他回京后，到琉璃厂多方搜求，与名家讨论，他的钱又多，巧取豪夺，俨然大鉴赏家。他之爱好金石，与其他满官之爱好鼻烟壶无异，以此表示他的豪奢，并非真有学问心得。
荣禄则好衣饰，成天衣冠楚楚，自觉了不起。整个冬季，每天换一貂褂，衣上佩饰亦换。尤爱玩鼻烟壶，最佳者三百余具，也是每天换一个使用，八国联军打来，仓皇中丢失不少，以后全部补齐。满洲所谓世胄多如此，胸无点墨，衣饰必精，出门见人，光彩照人，好不威风，与寒士相见，尤觉气概压人。慈禧不能正己，臣下相沿成习，遂至朝纲不振。
革命的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紧迫，日、俄、英、法皆与清廷秘密协定条约，日本则吞并朝鲜，俄国则窥视蒙古，英、法也在觊觎西藏，清廷全都搁置不管，并以假装的立宪掩盖民众的耳目，各级官吏日复一日在民间制造对立面，奕劻老奸巨猾，呼朋引类，将各种盗匪引入官场，载洵、载涛皆以他们的亲哥哥载沣的关系入主中枢要津，载泽因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势力也与奕劻相等，这些人都是每天忙着卖官鬻爵，盛宣怀大借外债引起人民反对，于是他们命令赵尔丰入川，肆意屠杀，后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廷慌不择路，赶紧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阳奉阴违。
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烘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
袁世凯重新得势，采取“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深秋时节，袁氏部下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即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这年底，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
亲贵集团，因为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错误一边，人民和历史迟早会把他们淘汰掉的，他们很清楚*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归宿，他们只是想尽量争取时间，如果能够继续贪污*，让自己的家族和利益集团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千秋万代，也就可以了。
北洋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善好使用各种公式化的温情套语，但他们彼此之间搞权谋，总是人利用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用温情套语包装其阴谋恶念而已；用“有情有义”来维系集团的利益；一旦形势改变，为了自保就相互之间彼此出卖背叛，做尽无情无义的事。那一套伎俩，其实已到了末路！
清廷的法子是：推宕，延迟，预备，或者予以名义，随便改个官制，就叫做宪政。等来等去，看不到尽头。俟河之清有日，奈人寿其无多。生命经不起消耗。
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实行宪政。就算它是真的要逐步扩大宪政，要看到全国实行宪政，恐怕少年要等到头发白，专制皇权又不知要到多少代了！鉴于在清廷**和谎言所维系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他们的这种假改革、真拖延恐怕还拖到下一代就会归寝史籍了。“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这一假立宪，换来了真革命。
志士们无论需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决战*的意志绝不改变。他们坚信：*必败，自由必胜。清廷逆天而行，已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正在自掘坟墓。经过同盟会椽笔批判的清廷，面临着建政两百六十多年来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冥顽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反人类罪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这个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他们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每况愈下的奴隶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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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1）
1995年初，陈四益先生因在《读书》上讥弹出版界贪多求大的虚浮作风，给牵入一场国学热意义并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争论之中，前后过程及争论焦点，收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瞎操心》一书之长篇后记里头。在由一篇短文引发的一番驳辩通信中，我们看到陈四益先生那种品评有据、有真是非的读书人大担当本色。
就文明进步而言，则今日之文明，莫不自淘汰而来，而在文明与野蛮的搏战过程中，起伏跌宕，远非一条直线运作；在很多时候，野蛮的恶势力更会长久占据上风，这个时候所进行的淘汰，就是反文明、反进步的逆淘汰了。章太炎先生说清廷窃国近三百年，“传嗣九叶，凶德相仍”。这当中，自然包括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残酷毁损。清初诛灭知识分子九族的文字狱，这几年言者已多；到乾隆这一代，又兴起另一*高峰，乃逆淘汰之重灾区，则知者甚少，这场集中而大规模摧折中华文化精神的*运动，在官修《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