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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真是极为吊诡。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差不多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代，明治维新所启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后参照进行的，而洋务运动仅仅“师夷长技以自强”，重在改良生产技术，两者进行的后果相差悬殊。
到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胜，所依托的底气，就是来自于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变法维新的声音。
这是戊戌变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顺利启动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况它又只是一场悲凉的失败的改革。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览》的译本和其他各国改革书籍，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并非中国无人，并非中国知识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变法虽然失败，但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在戊戌变法前几年刊行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工、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他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后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这样的思潮已深植知识界的心胸。
改良与革命的辩证
一般舆论认为，戊戌年要求变法、要求改良，还是保皇主义者，还是要把爱新觉罗的大清朝保下去。这个要分两步看。
从变法的内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壳子，而内在的实质都要改变。谭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轻皇帝，却不保皇朝那种至高无上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同盟会的诉求有重合之处，只是到达的路径大异。谭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却溜之大吉。也不是说他们的逃逸就不对，实在是没有引颈受戮的义务。再说变法虽然失败，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留得青山在，异日尚可卷土重来。但谭嗣同是自己的选择，意在以一己的颈血唤醒麻木不仁的老中国儿女。
谭嗣同太高尚了，他的选择，老大专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承受不起，他们更领情的是洪秀全式的唤起。
从清廷的皇族一边来看，假使他们有较高的智慧理念，以原有行政资源掌控改良，则其江山的框架保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改良既承接历史，也指向清晰的未来，就时局而言，也能保持稳定，是当时可见的成本最低的改革。
一般来说，无论是太祖努尔哈赤，还是圣祖玄烨（康熙帝），或者高宗弘历（乾隆帝），当他们的在天之灵得知大清帝国随时代变化而延续，只是改掉了“祖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能不欣然接受吗？但是他们的传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慈禧太后诸人对照变法者的行为、变法的条款，倏然心惊，还是觉得“维护祖制”才是根本，这个根本高于一切，于是怒从心头起，骤然翻脸，菜市口杀戒大开，把所有柔性改良的路子都堵死了。这也导致了清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愚蛮的守旧派要把烂尾工程进行到底。一切和平解决的大门予以关闭，专制政权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怒火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仁”的精神实质是“通”，“仁——通——平等”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所以到了变法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的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流血的另一种开始。
康有为上书上上了瘾
康有为的家族长辈“剿灭”太平天国有功者很多，荣归故里，给童年的康先生影响甚大。他在11岁的时候就有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他的叔祖康国器在南海县银塘乡修筑园林，大购藏书，有为得以博览群书。他十五岁时，第二次应童子试，仍不售。十九岁，应乡试不售。但他这时候写的文章已经纵横捭阖，大有澎湃之势。二十二岁时，他因苦闷一度入西樵山学道，然后一直读书，研究不辍。二十五岁时取道天津入京，应顺天乡试又不售。回程在上海亲见租界及街道之繁华，了解西方的兴趣大增。
康先生二十九岁时，通过他人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开局翻译西书，有意介绍泰西政治制度。他批评从前传教士所译之书多为军事、医学之类，以为那属于本末倒置的不切之学，惜事未成。三十一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仍不售，改以书稿传播形式上书，提请变成法、通下情。书未上达，而影响不小，此所谓布衣上书。沈曾植、翁同龢等人支持他上书，而另一批官僚如许应骙、李文田等则竭力反对，在京的广东同乡甚至有提议将他驱逐出境的。而屠仁守因为帮助他起草文折，竟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四处游历，游览江南诸名城，绕道武汉。1890年，即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来从他问学。
1894年他三十七岁了，那时孙中山忙着在檀香山筹组兴中会，康有为却忙着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七月份，给事中余联沅提请焚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康有为将该书自行焚毁。
1895年，他三十八岁，因《马关条约》之签订，激起人民抗议。康有为派梁启超在应试的各省举人中鼓动联络，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批这个条约，上书内容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事。此第二书就是“公车上书”。因联络附议人多而声势浩大。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最后形成极有声势的请愿运动。但是慈禧等人迫使光绪帝批准签订《马关条约》，造成既成事实，并对签名者实施恫吓，请愿逐渐沉寂。
上书后不久，发榜，康有为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五月，他又上第三书。
康有为对皇帝的感情，在第六书中说得清楚，乃是皇帝叫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去向他咨询，又索要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康有为颂之为历朝历代没有的事，是大圣人的圣德在播撒光辉，感动在此罕有的知遇之恩。
黄遵宪《杂事诗》写日本明治维新，“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此与德川氏崇儒术有关，读书明大义，始知权门专权之非。黄遵宪说：“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