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与德川氏崇儒术有关，读书明大义，始知权门专权之非。黄遵宪说：“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何负于国而欲废之耶？”
但是日本变法成功，其人事结构与中国不同。
康有为变法的经纬
康有为《强学会序》形容列强的虎视眈眈，有谓“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人心惶惶，事势错杂者不可终日”。
而中国则“孱卧于群雄之剑，鼾寝于火薪之上”。
康有为的意思，这个时候，审时度势，绝对要重于扼守旧制，也即通今重于考古。审时之重点在于广植学问以救世。
因为政治的不上轨道，引发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后引起了虎扑狼咬的瓜分运动。
康有为的言论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就是在割地赔款的惨境中，人心惶恐不安，一个人提出不同寻常的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衔接当时世界潮流。
康先生自有阅读能力以来，就特别关注这个政治制度的沿革，以及经世致用之学。他和李鸿章成为改革的两翼，前者是变法运动，后者是物质的改革。
王莽“变法”引起众怒，成为千古罪人；王安石最后也是一败涂地。所以，康有为以他的绝顶聪明，一把揪住孔子这位至圣先师。
他的《孔子改制考》，断言孔子根本是一位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统。他从这一别致角度解释孔子思想，目的在于*呶呶之口。
强学会之前，康有为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以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两千份。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当时张之洞为两江总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
《上清帝第五书》洋洋近万言，中心就是要在悲惨灭亡的边缘，以求变法图存。
该文涉及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写法上颠倒回环，辗转复沓，几等悲呼惨号。笔法穷极形容，出以治病之方，哀感顽艳。“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
“公车上书”是联署一千多人集体表露心声，康、梁挂帅，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汇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公车上书记》序），效果并不见佳，以后的上书基本上是单干，力求直达皇帝本人。
《上清帝第六书》，为统筹全局折。前五书只有第三书到达皇帝手中，康有为说他屡次力请变法的折子，竟是这种待遇，所以他痛苦到只有“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
“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他苦口婆心，反复申说，与其是说写给皇帝，不如说在打消守旧势力的担心。他说，旧有的祖法，是拿来框制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的。倘若祖宗传下来的地盘都被割得四分五裂，那又到哪里去找祖宗之法呢？若仅守祖宗之法却不能收祖宗之地，这不是荒唐吗？但假如说稍微变一下法就能守住祖宗之地，这难道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但是说到变法，皇上积极推行，但大臣们左右阻挠，知识分子良心人士论说传播，守旧的势力群起攻之，造谣诬蔑，水火相攻，那就是缘木求鱼，鱼永不可得。
他在第六书中的具体指陈，假如皇帝下决心变法，就应该：其一，在天坛太庙，集合群臣宣誓变法，诏定国是。其二，群臣上书表态度，否则下台；民间上书设点应有御史监收，使其直达皇上。其三，设立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开通轮值方式，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论说三权分立的重要内涵，议政、行政、司法。而清廷只有臣子上朝跪对，哪能商量什么问题。现在都说新政，但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集中，总署仅管理外交，却又管商务等，事权不明，人员多老迈者、兼差者，他们能办成什么事！所以制度局之设立，使之为变法之焦点，乃为重中之重。
对于现有的守旧势力，在行政系统的僚属，怎么办呢？他说，骤然去之，也是不对的，也难以进行，所以在制度局之下，设立十二局分领其事，是为：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邮汇局，陆军局，海军局。
《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提出四项变通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以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之策，第四项乃巩固国本以自强的根本大计。
不过直到第六书，他都只是强调立法机构（第六书中表述为议政机构），行政、司法却与泰西相去悬绝。盖西式行政系统主官，皆由民选，再由主官组阁，而康有为的上书中，则以旧式司法、行政系统来和新式立法机构生硬嫁接，其能生出何种怪胎，将不得而知也。他虽知三权分立之概要，却以立法仅为议事。他说行政系统犹如手足，不能倒过来替皇上（头脑）参谋。这样看来制度局更倾向于一个幕僚机构，还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立法机构，由此也可见此老于西法尚未透彻到舍筏登岸的地步。当然了，假如变法得以实行，也不妨步步为营，但是在发源的理论源头没有到位，总之还是有些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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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优势与劣势
戊戌变法两年前，即1896年春，李鸿章带着于式枚、罗丰禄等十余人赴俄国，在莫斯科签订密约。夏季，转赴德国，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然后再转往巴黎、伦敦。八月底，至纽约，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秋深时方自美返天津。
也就在李鸿章转往德国之际，第二期对日赔款在伦敦、柏林交付。
在清廷，张荫桓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交涉。杨崇伊奏，弹劾翰林文廷式，以其“遇事生风，语多狂悖”，永不叙用。
文廷式与张謇，都是翁同龢的学生，也是主战派的生力军。文氏奏参李鸿章挟裹洋人自重，为慈禧及李鸿章所痛恨。其后，文廷式即被驱逐回籍。
李鸿章欲保其荣华地位、身家性命，一意为恶，打击民间变法，打击变法之同僚。因能言、敢言之士威胁到他的地位，如此一来，遇强敌只有拿国家利益交换了。
当李鸿章回国时节，孙中山先生却在伦敦蒙难。先是清廷命驻美使臣杨儒追缉孙中山，先生10月初自美抵伦敦，被诱禁于中国驻英使馆。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在日本出版，谭嗣同《仁学》完稿，严复《天演论》译文脱稿，孙先生实践革命，文廷式、康有为却与强学会有关，李鸿章对之都是一样的打击。
此前，1895年7月，康有为发起，帝党中坚人物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为中坚人物，袁世凯在这时和康有为接触，因而他也参加进去。
该会组织发展很快，声威广播。
翁同龢对之极为注意，慨允拨发经费。王文韶、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均或捐助资金，或拨给会址，以作政治投资。英美公使表示要捐助仪器图书，李提摩太亲来联系，但李鸿章和大学士徐桐的人马也有打进学会，传情报，搞破坏，如张孝谦、史褚成等人。
夏天，康有为到上海、南京，组强学会上海分会，但张之洞这时作为两江总督，要求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的变法学说。康有为拒绝了。秋初，章太炎、陈三立、岑春煊、张謇都加入成为会员。
类似的组织在全国出现。
秋天的时候，李鸿章的党羽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禁止，遂被下令封禁。文廷式旋被革职。
其后，康有为回到广州的万木草堂，当时孙中山在附近开业行医。康有为常到这座楼购买各种西方书籍，孙中山发现这个倾向，就想把他争取过来，托人说项，希望能做一次会谈，但是康有为要求孙中山递交一份门生帖子，拜他为师，孙中山觉得这非常可笑，于是会谈流产。
1897年，康有为四十岁了，他转往桂林，和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企图建军、购置武器。这一年，黄遵宪由湖南盐法道署按察使，梁启超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谭嗣同自南京辞官归长沙，组织南学会，该会为上层知识分子的改良派组织，同时又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
十一月的时候，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国事需要国会讨论，颁布宪法。皇帝欲召见，许应骙挑拨阻止，说是康有为的官儿太小，不够召见的资格，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遂由帝党方面的御史杨深秀来访康有为，彼此深为投契。
实际上改良派对守旧势力的利益还是充分考虑到的，譬如并不准备将其待遇撤销。政治方面的禁止妇女缠足，下诏求言，拟定宪法开国会，满汉不分，断发、易服、改元，都并不怎么触动他们的利益；经济方面的奖励工艺，提倡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等，也都并不触动他们的禁脔。
但在康有为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变法失利的灾难程度。
对于洪秀全来说，皇帝非由我做不可；康有为呢，皇帝虽不必由我做，但皇帝得听我的，我在皇帝背后，他的大政方针，一如我意中所欲出。
但是这个听我的皇帝，却被一只强有力的黑手控制拿捏，康有为怎能咽下这口气呢？
他必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