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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家的真面目（9）
从二月四日事发到四月二十六日金被突然逮捕这八十余天，不妨视作哭庙案的第二幕。主要演员为江苏巡抚朱国治。事实上这整场戏似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尽情表演。一方面，他连夜火速给北京打报告，诬称学生“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摇动人心倡乱，若不显示*，窃恐诸邑效尤”，同时还暗示此事与当时令朝廷震怒的金坛叛逆、镇江失事等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在主审官苏松道台王纪明明已取到任出售赃粮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连夜使人于道（台）处取供改之，即发一牌于任维初，高抬岁月，其略云‘兵饷甚急，多征粮以备不虞。’盖欲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也。”（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这样一来，贪污的恶官仿佛川剧变脸般一下成了朝廷的功臣，爱国的学生转瞬间却沦为煽动*的罪犯。等到案情看来已顺利地朝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朱于是开始加紧了对漏网学生的搜捕。这时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苏州府学教授程邑，在他所谓被迫提供的那份名单上，丁观澜、金圣叹的名字赫然在目。
程某在哭庙一案中究竟担任了何等角色——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我已有多年。从他自*初起之际就给省里写信揭发任维初，以示呼应，并为之四处奔走这些事实来看，显然应该是这场运动的支持者，至少是同情者。这一点也正是他令朱衔恨的主要理由。好在因为与朱的上司——江浙总督朗廷佐的师生关系，才在后者的庇护下得免报复与株连。但紧接着发生的向官方提供闹事学生名单一事峰回路转，从而使任何打算确认此人在事变中真实立场的努力，再次变得非常困难。对此，我个人的推测是他与金之间可能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个人恩怨。考虑到金平素嘲弄礼仪，鄙夷名教，考试中多次胡作非为等放肆行为——对作为当地最高教育长官的程多有得罪——这样的分析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管怎么样，在朱喜出望外获取名单的第二天下午，金即在苏州憩桥巷的家中遭到逮捕。一则传闻说他即使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仍然谈笑风生。当时他正在厕所里出恭，执行缉捕命令的公差在厅堂守候。也许“恭”“公”的刚巧谐音给了金灵感并使他忍俊不禁，以至一出来就迫不急待笑指着公差对他的朋友们说：“此谓之公人。”还有一则传闻相比之下也许更为可靠一些，那就是他临终前所写的那两句诗——是赠给前去探狱的一个朋友矍斋主人的。其时他被收押在南京总督衙门的死牢里已有三月之久。由于自知死期已近，诗中不禁对自己生平的未竟著作满怀担忧与怅恨：“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总算唐诗评点工作的完成让人稍感欣慰，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这些书怎么办呀！）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因为对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让他在自己的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就其价值与重要性而言，前者都显然是较后者更值得关心的东西。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有一种令历史学家值得深思的现象。那时正常运转中的国家机器突然出现一种心律紊乱般的恐慌。苏州与湖州由于被确诊为是作为主要发病区的左心室与右心室，很快受到包括斧钺刀剑在内的各种医疗器械的强行干预。“奏销案”“哭庙案”“庄氏史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发生，刚尝到几年太平盛世甜头的江南士子，转瞬间又吓得如同惊弓之鸟。连吴梅村、冒辟疆、余淡心这样的文坛领袖此后也都主动淡出了公众视线，那些一般的诗人作家更是要么醇酒美人消磨、要么钻进故纸堆里不敢出来。看来，没有比江山的稳固更值得统治者关心和重视的事情了——历史学家其实早就已经这样告诉过我们。在风尘仆仆的古运河两岸，一批批身系囚械被押解进京的缙绅名士就是最生动的说明。衙门开始收缴违禁书籍，各省的文教官员奉命即时检查各类自费出版的文稿。*结社宣布被取消。我们熟悉的苏州观前街前铺面气派的那些大小书局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在不到一年以前，这里尚以全国最繁华的图书产销中心著称——此时却门可罗雀。
书评家的真面目（10）
金圣叹在此期间的不幸遭遇之所以许多年来一直让人同情与惋惜，是因为自始至终笼罩在他身上的那种悲剧色彩——作为一场未遂*运动的无辜的牺牲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或像余怀、李渔那样生平拥有多位政界朋友，那么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保证他能有机会将评点进行到底并带给读书界更多的惊喜。我甚至还设想过他被捕后设法绕过朱，将自己的冤情直接向名声不错的江浙总督郎廷佐申述，或作为某种权宜之计，请人到程邑处说情、为自己平日的所谓放肆言行表示悔意，设法求得对方的宽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也該去试试。但现存纪录除了提到他初次提审时因在大堂上非常奇怪地哭着喊叫顺治的名字，以至被当场掴了三十记耳光外，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曾试图为自己的罪名辩驳与开脱。也许在金这样深谙佛理的人看来，人世的事情原本就如浮云过眼一样亦真亦幻。“为汲清泉淘钵器，恰逢青鸟吃小虫”，事实上在数年前所作、后来为周作人誉扬不止的《今春》一诗中，他对人生的谵妄与虚无，早就已经作过精彩的描绘并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种纯粹以身饲虎式的大慈大悲，受命定中的一切，可以帮助我们对他入狱后令人困惑的沉默作出精神上的某种解释。
生活在一个由“博学鸿词”（一种破格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文字狱”交替组成的时代里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发出理想的魅力，而作为运转机制的文官集团，却大多由庸才与贪官组成。知识阶层被允许享有包括同性恋、雏妓、经商、做官、学术研究、声色犬马在内的全部自由。一旦他们的目光试图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间抬起来，对循环中的现实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质疑，等待他们的很快就将是另外一种命运。而金圣叹作为这方面一个不幸被选中的代表，将对所有意图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与恐吓的作用——这就是他何以被强派为哭庙案主犯处决背后的真正含意。我们以下还将不无凄然地看到，即使在狱中，金的待遇也并不像后来的文明社会中那样，因他的知名度和*身份奢望有所改善。虽然据说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但那些年青闹事学生“时当盛夏，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其苦有不忍言者”这样的刑罚与虐待，想必他同样也不可能幸免。但那又怎么样呢？金当然不会对这样的小事在意。谁会相信一个不关心自己生命的人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呢？
据可靠记载，金圣叹临终前将事情变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场豪言壮语的另一个版本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喊叫顺治名字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作为自己读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金仍满充满了感遇之情。一个朝廷的拥戴者竟然被朝廷作为它的判逆者处死，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和讽刺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戏剧性效果，几天以后，当他在前面提到过的南京三山街的临时刑场被斩首，他的妻子默默地将他的头捧在手上，他的儿子、两个女儿哭叫着在人堆搜寻着他的尸身。在素有火炉之称的这座南方城市夏日灼热的阳光下，他的头颅仿佛一个盛放*两种极端物质的精美的容器，又像是为现实光线所勾勒的一团浓重、复杂的阴影。我们看见上面的须眉与皮肤，半白的鬓发、满脸的血污、与脖子连接部分切割后所形成的犹如灿烂花朵般的横截面、眼中的安祥之光，仿佛还在口吐珠玉的微笑的嘴唇。我们甚至还看见隐现在他头颅内部的思想的锋芒和智慧的莲座。当然，对由上述这一切所构成的他一生中的真正面目，尽管观察了很久——非常遗憾——最终我们似乎还是没有能够看清。
两个板桥（1）
多年以来，郑板桥郑燮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现在他生前手订的那部全集里，也凸现在他那些以竹兰梅自喻的线条夸张的书画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间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艺术作派，更使他在两个世纪后的那些崇扬阶级斗争的文学史编撰者眼里，获得了广泛的青睐。而且，作为一名出身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小县作家，又身处经学大师、天才诗人辈出的雍乾王朝，要在当时宛如现在的彩票市场、证券交易所那样闹哄哄的文坛崭露头角，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并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势，更有意思的是他仿佛川剧名角似的能同时以清官、狎客、画廊老板、风月闲人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