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当国共两军在中原战场往复拉锯，处于僵持状态时，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直下闽浙赣，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军的深远后方。他要“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进一步扩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空间，创造新的战场，调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回援，夺取胜利。
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进入濮阳整训。他知道大量消灭敌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他认为：分兵渡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较量，打大的歼灭战，较有把握。粟裕以对革命事业的坦诚之心，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与陈毅亲赴河北阜平城南庄，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作当面陈述。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重新作出决定：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导演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创造战略进攻战场的惊世之举。而此刻则果断放弃渡江南进计划，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原。一进一收，虽然方式各异，而最终目的则完全相同，那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创造最有利的战场，最大限度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粟裕直陈己见，毛泽东从善如流，将帅协谋，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所设想的轨迹发展。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战场联手作战，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局，为最终彻底消灭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因此定下决心，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决战，待歼灭国民党军中原主力后再渡江南下。
华东、中原野战军再接再厉，连续取得襄樊战役、济南战役等胜利，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继而两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最后胜利。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又洞悉战争。他以哲学入军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军事辩证法；他以哲学入战争，构建了战争指导中博大的时空观。“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超越局部战场狭小的地域时空，以中国辽阔疆域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赢得胜利，赢得辉煌，最终赢得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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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1）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与书为伴。马背上吟，担架上读，一张大床，书占一半。他曾经戏称，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晚年毛泽东时常阅读，对孙膑褒奖有加。有段记述孙膑“围魏救赵”的文字，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评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围魏救赵，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最熟练的战法之一。如果只是仿照古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他的伟大，在于他基于古典战法，而不囿于古典战法，从人们熟知的围魏救赵战法中升华、构思出一整套内线与外线相结合，防御与进攻相融汇的新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在世界战争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
在宁冈县一个小村庄——柏路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彭德怀率红5军和红4军一部内线防御，保卫井冈山，他和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外线进攻，内线与外线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还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围魏救赵尝试。进军赣南闽西的红4军主力调动了敌人，但由于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人兵力很多，根据地还是最终失守，围魏救赵、打破敌人“会剿”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然而，毛泽东指挥红4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在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与敌作战。
同年5月，红4军主力来到赣南，国民党军立即发动“进剿”。毛泽东以地方武装内线作战，率领主力出击闽西，三打龙岩城，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赣南的“进剿”，而且初步开辟出了闽西苏区。
此后，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围魏救赵战法，并上升一步，创造出了红军以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打破敌人“进剿”的作战指导理论。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所谓内线与外线，是对军队作战空间的一种界定。内线是指处于防御或被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外线是指处于进攻或实施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毛泽东认为，红军作战，能在内线消灭敌人打破“进剿”最好，否则就必须坚决地“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主力的外线进攻，结合一部的内线防御，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这就是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作出的新解。
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作战时，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再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理论。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执行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从作战空间上讲，红军都是在根据地内作战，属于内线作战。但毛泽东却赋予这种内线作战与众不同的涵义，这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互转化。
毛泽东对于这种转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今中外，两军对垒，作战线历来都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毛泽东发明的这种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式，却打破了对作战线的传统认识。他明确指出：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
在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内线作战中，灵活游动于多路敌军之间，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对孤立之敌切割包围，加以聚歼，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2）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
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