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 １９２２ 年和
１９２３ 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
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１９２７ 年 ７、８ 月的局面是
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
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第 １１ 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
组织革命运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
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
源。组织阶段从 １９２３ 年后期持续到 １９２６ 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
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
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
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
而来的是持续到 １９２８ 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
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
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
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
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
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
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
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
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
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
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
在 １９１７ 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 １９２０
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
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
１９２２ 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
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 ６
月 １５—１６ 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１９２２ 年 ８ 月，他回到上海，计
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１９２３ 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他雇用的部
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 ２ 月 ２１ 日回到那里。当时他 ５６ 岁，但在以后
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
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
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
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
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
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
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
——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 年》，第 65—70 页。
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
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
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
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
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
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
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
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 ３５０００ 人的部队（根
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
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
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
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
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 １９２３ 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
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
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
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
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
税收。在 １９２２ 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 ５０ 多万元（上海
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
１９２３ 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 ６００ 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
一笔 １００ 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
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
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
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
个在孙博士的 ３１ 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 ２ 月底
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
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
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
来源。
根据 １９２３ 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
大本营提供了 ６００ 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
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 ９００ 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
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净得了近
３００ 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
偿还 １９１３ 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
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 年》，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 年 12 月），第 665—727 页。
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
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
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
近 ３０ 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
员。在 １９２３ 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
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
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
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
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
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
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
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
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
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
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
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
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
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