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
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
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
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
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
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
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
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
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
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
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
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
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
３ 月 ２０ 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 ３ 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
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
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
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
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 Ｎ．Ｖ．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
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
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 ３ 月 １８ 和 １９ 日的可疑的游弋，
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３ 月 ２０
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
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
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 3 月 20 日的政变的
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 5 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 287 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 1926 年 3 月 20 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
年 5 月），第 585—602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489—494 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
218—224 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 1926 年 1 月 19 日至 1926 年 3 月 15 日的“日记”（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 4 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
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 246—253 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 月 22 和 23 日和 4 月 20 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
9，第 1291—1300 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
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 ５ 月 ９ 日去
法国而告终。
４ 月 ２９ 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
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
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
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
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 ５ 月 １５
至 ２５ 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
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
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
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
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
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 １／３，也不得
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
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
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
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
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
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
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 ４ 月 １０ 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
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
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
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
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
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 ５ 月 ９ 日去上海，吴铁城在 ３０ 日被
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
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 504—509 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
介石先生》，5 月 15—25 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22 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和 ６ 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９ 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
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
口休养。①９ 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
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
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
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
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 ５ 月后期回
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 ６ 月 ３０ 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
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
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
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
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
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 ４ 军军长，将作为驻
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
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
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
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
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
校学习过，是 １９２３ 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 １ 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
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１９２５ 年，邓到德国，在那
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
的教育长，但他在 ３ 月 ２０ 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
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
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
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
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
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 1926 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
刊》，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