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１９２５ 年
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
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
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
在 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５ 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
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
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 １９２６ 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
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
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
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
（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
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
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335—401 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
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 1926 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
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
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 188—194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544—546、551—556、583—590 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 5、6 和 7 页报道了 1924 至 1927 年的情况；《美
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
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 年），第 394—416 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
1922—1927 年》，哥伦比亚大学 1970 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
年。
对。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１２ 至 １８ 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
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
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
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
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８ 月 ２０ 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
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
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
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
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
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
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
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①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
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１０ 月
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
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
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
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 １１ 月 １９ 日
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
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
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
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
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
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
①
英国外交部于 １１ 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
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
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
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
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 １２ 月 ２６ 日）实际上是针对其
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299—300 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 1926 年 8 月 20 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 113—115 页（日
期为 8 月 19 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 4 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 8 月 25
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 45—47 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
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 157 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 年 2 月 12 日，第 230 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
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 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
大学 1977 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
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
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
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
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
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
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
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
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
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
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
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
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７ 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
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
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
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
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
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
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１１ 月
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
了抑制。１２ 月 １８ 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
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
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
在 １９２５ 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
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
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
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７ 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
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
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１２ 月末，此时在汉口的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