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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
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
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 １２ 月 １０ 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
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
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
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
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
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
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
会代主席谭延辏В撬娴诙舜庸阒莩龇⒍凇。保病≡隆。常薄∪盏执铮醒氲�
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 １ 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
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
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
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
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
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
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
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
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
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
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
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成
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33 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 606—614 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
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
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 １ 月 １１ 日前往武汉，去争
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
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
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
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
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８ 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
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
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
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
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
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 ２ 月份，武汉的共产
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
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 ２ 月 ２１ 日的讲话中进行反
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
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党。２ 月
２５ 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
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
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 ５ 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
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
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
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
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
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
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
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
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33—43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530—541 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
起》，第 556—562、567—568 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
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 407 页。蒋介石对这次对
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 140—142 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
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381—388 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
的手记》，第 205—210 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7 号，第 427—430 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 388—393 页。关于
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 2782—2789 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 月 12 日，第 402 页，
和 3 月 19 日，第 439 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 42 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
容共到清党》第 540 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 1927 年 3 月 17 日的“上
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
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 406 页。
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
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
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
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
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１ 月 ８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
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
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
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
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
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
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
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１ 月 ２６ 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
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共产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
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
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
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
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
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
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
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
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
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
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
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
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
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
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
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