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
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
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
农村土地而言，３０％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
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
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
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
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
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
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
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 ４０％，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
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
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
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５ 月 ９ 日，
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
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
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
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
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
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276—308 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
断的浪潮》，第 36—45 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
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 16，第 254—263 页。
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
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
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
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
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
—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 ５ 月 １４ 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
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
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
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
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
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
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
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５ 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
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
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
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
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 ６ 月 １ 日，冯玉祥的国
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
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
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
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
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 ４ 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 ３５ 军和第 ３６ 军开
始，兵力约 ６—７ 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
—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
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
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 ５ 月
１４ 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
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
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 ５ 月 １７ 和 １８ 日在
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
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 １４０００ 人，冯玉祥只损失了 ４００ 人。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 677—755 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 2412—2492 页，
附文件；乔丹：《北伐》，第 129—132 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 220—224
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第 143 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
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 1927 年 4 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 月份靳云鹗收到
32 万元，魏益三收到 10 万元，樊钟秀收到 44000 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 73 万元，冯在
武汉的代表得到 37360 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 90 万元多一点。
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
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
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
民党一边并得到第 ２０ 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
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
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 １４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
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
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
武汉的危机在 ５ 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
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
队只离 ５０ 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
暗地里同情他。②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 １１ 军第
２４ 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
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
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
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
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
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
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
绅士的土地。５ 月 １９ 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
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 ４ 月份已发
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
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
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
第 ３５ 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
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
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 346 页脚注 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 1927
年 6 月 30 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 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 月 18 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 40 英里，“相信已与
蒋介石联合”。6 月 1 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
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 6 月 20 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
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 311、313 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
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 5 月 20 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