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
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
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
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
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
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
９ 月 １０ 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
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
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
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
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
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
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
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 ９ 月 ８ 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
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
补委员 4 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
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39—46 页。王健民：
《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503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3 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 年 8 月 23 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
党史稿》，1，第 504—528 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 445—484 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
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 102—123 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
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
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 年秋），
第 4—72 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 — 7 期和 11 期，8 月 30 日，9 月 12、20 和 30 日，10 月 30 日（1927
年 11 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 9 号（第
59—66 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 12—18 号（第 87—113 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 30—
32 号（第 201—215 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 23 号（第 133—145 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
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533—560 页。这个决议和 1927 年 11 月 14 日的《政
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 462—467 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
《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 11 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
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 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著作有小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 年 10—12 月），第 37—87 页，附地图；
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39—80 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 249—260 页。
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
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
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
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 ９ 月 １２ 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
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 ３８
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
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
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
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
样，经过不到 １０ 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①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
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
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
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
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
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
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
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
到 ９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
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
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
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
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 １ 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
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 ５ 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
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
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
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
在 １５０ 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 １ 军第 １ 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
城正东面的浏阳。９ 月 １１ 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
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
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
有部队将在 １５ 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
是在 ５ 月 ２１ 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
——全省从约 ２００００ 人减少到 ５０００ 人，在长沙只有约 １０００ 名共产党员。此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 51—57 页；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62—67 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
国季刊》，18（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
《秋收起义》，第 61—66 页，和萧祚良：《1927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 46—53 页也讨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 世纪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第 120—125 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
相同。
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 ４ 团按时间表在 ９ 月 １０ 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
１２ 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
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 ６０ 多条枪的共产
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 １３ 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 ５０ 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
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
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
起来，第 １ 团的残部在 １５ 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
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 ３ 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
翼；就在第 ４ 团于 １６ 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
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
３ 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
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
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
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 ３ 团残部集结的一个
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 １ 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
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
这就是著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
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