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
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
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
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
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
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 ５００ 万美元，
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
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
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
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
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
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
强烈抗议。④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 ２０ 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
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
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
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
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
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 １９１２ 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
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
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 １９１２ 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
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
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
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
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
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
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
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
级》，第 82—85 页。
② 宣言译文，载 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 457 页。（原文见 1912 年 1 月 5 日《孙大总统对外宣言》
——译者。）
③ 《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 年），第 58、201 页。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 96 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6（1957 年），
第 120—139 页。
②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 1 月 13 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③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 1 月 13、17、18 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④ 《北华捷报》，1912 年 2 月 10 日，第 356 页；1912 年 8 月 10 日，第 405 页；1912 年 8 月 17 日，第 458
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 年 3 月 2 日。
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
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
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
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
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
１９１２ 年 ４ 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
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
这些党派在 １９１２ 年 ５ 月改组为共和党。在 １９１２ 月年 １２ 至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的全
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
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
商人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 １９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
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 １９１２ 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
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 １９１１ 年相比，减少
甚微：１９１２ 年是关银 ８．４３ 亿两，而 １９１１ 年是 ８．４８ 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
在上海，１９１２ 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
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
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 １９１３ 年登记的
５３ 家中国公司中，有 １４ 家是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
加了，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间新建了 ５ 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
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
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
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
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 １０ 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 １９１２ 年组
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 4 月 27 日，第 217 页。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 3 月 1 日，第 650 页。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9 日，第 40 页。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年。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此后简称《工业史资料》），2，第 848
页。
⑤ 同上书，2，第 908 页。
⑥ 同上书，2，第 920 页。
⑦ 《北华捷报》，1912 年 11 月 16 日，第 479 页。
⑧ 《北华捷报》，1912 年 12 月 7 日，第 665 页。
⑨ 《北华捷报》，1913 年 8 月 13 日，第 558 页。
① 汪敬虞：《工业史资料》，2，第 860—867 页。
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
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
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
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
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１９１３ 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
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
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
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
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
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
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 ６ 月 ２１ 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
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
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
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
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
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
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
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１ 至 ３ 日）。②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
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
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
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
１９１３ 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
用，正如在 １９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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