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
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 年 7 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
1923 年 6 月 26 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 年 6 月 20 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 年 7 月 11 日，第 31—32 页。
③ 《字林西报》，1923 年 6 月 26 日。
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
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
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
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 １９２０
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
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
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
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
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
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
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
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
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
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１９２０ 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
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
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
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
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
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
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
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
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
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
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
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
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
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
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 5 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第 74—90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 年 2 月 10 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
1921 年 1 月 22 日，第 412—414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2 月 19 日。
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
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 １９２２ 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
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
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
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
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
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
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
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
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
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
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
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
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
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
中国生根。
但是，１９２０—１９２３ 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
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
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
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
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
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
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
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 年 4 月 19 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8 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服这一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年
１９２３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１９２３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 １９１９ 年的关银
６．３ 亿两降到了 １９２０ 年的 ５．４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 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