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
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
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
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
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
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
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年在山西省
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Ｅ．谢里登的
《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
的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
理想：陈炯明（１８７８—１９３３ 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
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
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１９２５—１９３７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
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Ａ．卡普
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１９１１—１９３８ 年》。戴维？Ｄ．
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１８９０—１９４９ 年》，研究
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
中国东北，１９１１—１９２８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
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
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
值。外交部档案 ＦＯ２２８，包括 １８３４ 至 １９３０ 年的领事通信。ＦＯ３７１，包括 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３２ 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
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
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９ 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 ２２７ 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
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
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Ｈ．乌叶赫拉编的《日
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１８６８—１９４５ 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年为国会图书
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
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１８６８—１９４５ 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
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１９１８—１９２７ 年：１９２７ 年北京搜捕
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
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Ｃ．
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７７ 年。章有
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２ 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２７
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
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
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
写的，构成了 ６ 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
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７ 思想变化，１８９５—１９２０ 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
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
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Ｃ．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５ 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
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
人及其革命，１８９５—１９８０ 年》。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
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
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
《民报》，１９５７ 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
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
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
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
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
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
书第 １ 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１９７９ 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
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著作，
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
国思想史》，１９３６ 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１９４７ 年出版。这方面
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
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
译并注释了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 ６３ 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
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１９５３
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３ 卷，１９５８
—１９６５ 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
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
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
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
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
马斯？Ａ．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
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
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
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１８９８ 年维新
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
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
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
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
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
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
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
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
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Ｃ．普赖
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１８９６—１９１１ 年》，马丁？伯纳尔的《１９０７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Ａ．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
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
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
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８ 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
的思想革命》（１９６０ 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１９１５—１９２４ 年：研究指南》（１９６３ 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
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
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