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
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
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 １９０５ 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
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
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
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
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
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
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
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
（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
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
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
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
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
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
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
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
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
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
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
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
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
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
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
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
台上彻底消失，就像 １９ 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 ２０ 世纪中叶从它
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
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
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
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
治者可以成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
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
①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
对外关系》，第 32 页。
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
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②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
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
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
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
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
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
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 Ｇｏｄ 的最佳译名，Ｇｏｄ 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
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ｆｒｅｅｄｏｍ”（自由）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
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
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
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ｒｉｇｈｔｓ）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
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１８６４ 年当美国
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
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ｆ－ ｉｔ（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ｂｅｎｅｆｉｔ（特
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
了。①
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它最初的意思是
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
阶级”，在毛泽东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贫农，这无疑是作了有益的适应。
作为外国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的翻译，对其汉化的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
始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在华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中国个人的行为来
实现的。一批批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人是变革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只是在晚
清才逐渐出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种社会集团以外，这时还要加上
形形色色的成份。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产生了学者－军人。外国大学送回了一批
学者－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机构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
工匠这种技术人员。同时，商人不但继续捐官，有些官员也变成了商人－企业
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现代类型的从政者一样，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
集团崛起。①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化，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使得靠
经典学识而团结起来的精英集团的儒家理想成为不可信，这与美国的情况正
②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
编：《行动中的儒学》，第 54—58 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
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 卷。
①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 40 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 1979 年（堪培拉，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1979 年），第 3 — 4 页。
① 参阅 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10 章。
好大致相同，在美国，专业化已经否定了对全民实行平等主义教育的杰克逊
的理想。②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与外国事物或国外学识打交道。买办和中国的基督教
徒（有时是同一人）在条约口岸出现，然后是新闻工作者和海外归国留学生，
他们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
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即使通过日本传来也是一样。到
了 ２０ 世纪，１９１２ 年谈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国的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讲
英语，是他们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的。③
除了注意局部的现代专业化的社会作用外，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这时
还可见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样板和促进力量。现代性本身是很多样化的，这时
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传到了中国。１９ 世纪的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法、俄
的爱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有冲劲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传教士和一心一意
追求物质利润的商人这些榜样的影响，但这些人都没有超出西方这一种文明
的范围。这时，场景大大地扩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蒋介石
那样的年轻爱国者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拣了起来。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关心
激励了像李大钊那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泰戈尔带来了他的神秘统一的印
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
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
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
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
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
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
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
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
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在
他们中间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
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
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