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的 ８ 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 １９３２ 年对 ８４９ 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 ２２０ 县流行（占 ２６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 728—730 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23 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 299 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333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59 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 46 页。
％），在另外 ６０ 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９３４ 年的调查说，有 ５０．７％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户，２１．２％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 ６０．０１％；钱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 １４．１％）略大于物租（１２．９％），物租则
大于钱租（１１．０％）。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 ４３．３％。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 ３７．５％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 ５ 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 ６２％，但在租佃率最低的 ５ 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 ３９％。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 ５ 省（占 ３２％）比在租佃率高的 ５ 省
（占 １８％）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调查的农场有 ３９％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农场借过现金，４８％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８７％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 12 章，（D）第 993—994 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 1933—1934
年报告中 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61 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44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43 页。1924 年与 1934 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农情报告》，2。4（1934 年 4 月），第 30 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42 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51 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 ２／３，付年利 ２０—４Ｏ％；年利少于 ２０％的约占
１／１０；其余的则在 ４０％以上。大约有 ２／３ 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 １８ 中 １９３４ 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 １９３２ 年的未
偿贷款资金中，只有 ０．０７８％投入农场贷款。④始于 ２０ 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
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
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
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 １８ 农场信贷来源，１９３４ 年
占总贷款
农场信贷来源
银行
合作社
当铺
钱庄
农村商店和店铺
地主
富农
商人
的百分数
２．４
２．６
８．８
５．５
１３．１
２４．２
１８．４
２５．０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１９３４ 年》，第 ７０ 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
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
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
的调查中，大约有 １５％的稻谷收成和 ２９％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
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
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
②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
济》，2，第 219—220 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 《农情报告》，2。11（1934 年 11 月），第 108—109 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
第 7 页。
④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第 2 页。
⑤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206—214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 308—348
页。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33 页。
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
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
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
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
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
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
献，或认为 ２０ 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
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
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
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
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
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
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
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
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 ２／３ 以
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
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