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
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少，国外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多。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爱国的动机。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
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
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
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
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
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①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
②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
1860—1920 年》。
③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 9 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
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 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
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 年），第 92 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 年）的
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①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
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励，而且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使得他在中国寻找他在外
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②
１９ 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
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
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
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
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 １１ 卷第 ２８８ 页，
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３２９ 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
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
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
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
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西化运动和后来的现代化运动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区分。
最初，欧洲和美洲在中国汇合成一个外来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内部有广泛的
差别），它发展了一种商业－工业－军事的能动主义，看起来是其整个外来文
化的产物。蒸汽机、代议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西方
文化”降临到中国大地时，看起来比后来所表现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
胁性。它的威胁似乎要求中国变成自卫的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
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
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外必须适合内。
的确，人们禁不住断言，甚至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
“传统内的变化”①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
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缠足的结束和妇女的解
放、白话文的写作、对国家而不是对君主的忠诚、孝道的放弃，这一切都从
中国文化领域中找到了根据。变革的步伐可能会产生眩晕、恐慌和反崇拜偶
像的心理，但变革仍然由专心用中国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进
行。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平等地对待西方的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
数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商业和激烈竞争方式的共同点，多
于与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调和妥协这些理想的共同点。例如，在广州的早期交
往中，“西洋”人特别有威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粗野和贪婪的方式投合了
广州民众深深隐藏的倾向。西方“夷人”彻底的商业精神，在繁荣的十三行
聚居区后面的猪巷的店主中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一旦印度的鸦片由代理行的
私商从印度运入，商业的贪婪造成了双方鸦片贸易的增长。它成了 １９ 世纪主
要的中外双边合资事业，它进行顺利，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担扰和预见。
把广州的鸦片贸易中间商看成是与西方贸易世界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传
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 50 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
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 53 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②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
运》。
① 小 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
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 年 8 月），第 479—488 页。
统的继承者，这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行，这些中间商对把中国引进现代国际
商业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些看上去是共和革命所受的“外国影响”，
在再看一眼时，可能证明是与更古老的中国倾向吻合的，或者是由此而形成
的，这些倾向具有某些与外国人相同的特性。在下面，我们只能指出这个历
史问题的几个方面。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部分一部分的分解下，“中国”这一文化统一
体已被分成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亚天下。不可分割的形象正在被许多不同方面
的发现所代替；现在的研究把地方、城市、各省、区域或大区作为有效的分
析领域进行探索。①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内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秩
序与中国边境地区一些边缘的少数人的传统，正在形成对照。
西北长城边境地带，是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基本活动的社会
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
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
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
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
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
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
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
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 １９ 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
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
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①
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
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
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
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
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②儒家的三
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
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
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③从此以后，受过经典著作教导的
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
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
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
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
① 在施坚雅的《19 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第 253 页）专
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 212 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见施坚雅编：
《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① 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主题》，第 203—238 页，
载史敬思、小 J。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见第 206 页。
② 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 年 2 月），第 260 页。
③ 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 149—152 页。柯睿格估计 1046 年的文职人员为 12700
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 年》，第 55 页。
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①但是，这些现
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
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著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
用（例如见第 １０ 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 １ 章），让我们在这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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